满洲国的城市和现代化建设
满洲国成立的1932年，关东军就组织日本的建筑界对满洲国的109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规划，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大新京都市计划》和《大奉天都邑计划》。
国都新京
1932年，对当时居留沈阳的日本人来说，定都长春的消息无疑是一炮重弹，冲击重重。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沈阳，日本工商业者在沈阳的经营也为时良久，很多人对沈阳之未来定位抱以较高的期望值。沈阳商工会议所在1932年3月向关东军陈情，请求重新考虑立案中的都市计划和“定都”长春一事，然大势已定，不可能重新来过。这样，居留沈阳的日本人也逐渐认可发展沈阳为工商业城市的定位，同年8月，沈阳商工会议所向日本政府内阁、满铁、“满洲国”提出有关沈阳工业振兴策略的建议。
回头看看长春，或许正是规模甚小，才让它雀屏中选。哈尔滨向来是俄国的政治据点，一时难以撼动；奉天同时有中国人和俄国人的政治势力存在；古城吉林又离交通大动脉南满铁路甚远……于是，几乎是白纸一片十三万人口的满铁控制的新城市长春，能胜过满洲的两大都市奉天和哈尔滨，以及古城吉林入了关东军的法眼，开始了它十四年的国都建设。另外，长春市土地价格较低也是当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当时兴建新都所涉金额委实是太庞大了。在满洲国成立前的一个月，关东军已经秘密派遣人到长春，调查旧市街的主要建筑物，完成了设置新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准备工作，并在吉林与当时的亲日派吉林省省长熙洽进行交涉，公布了以长春为中心，近20华里的四方区域的土地禁止买卖命令，事先防止土地的投机事件。
为《大新京都市计划》担当总指导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建筑系主任，佐野利器，他的麾下则聚集了几乎当时日本所有知名的建筑师，比如现代主义四大家之一的赖特的弟子，远藤新。
计划大纲决定之后，“国都建设局”制订的实施计划在1933年1月得到满洲国的认可。地形测量工作基本在1935年完成，1936年，完成了92.7平方公里的农地收购，而到了1937年，一个新都市已经初见规模。
在规划中城市布局采取同心圆内向结构，以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为中心，竖向以大同街，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大街，横向以兴仁大路，也就是今天的解放大路为轴线，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市区。
这一期间的道路以两线直角交叉为原则，再加上放射系统、循环系统风格。满铁附属地的道路系统因为是对角线道路，所以有锐角的交叉点，而长春其他地区则是放射性干线道路、次干道等较狭窄道路也设计成之交状，后来因为日军为了打击抗日游击队，又修了计划实施区外的外围环状道路。这时的长春，干线道路大约有26到60米，分为快车线和慢车线，还成立了“满蒙车辆研究委员会”来解决东北地区的载货马车问题。长春街道的一个特征是市街地内存在后巷道路。上下水道，瓦斯，甚至电信线缆都在此后巷中。这使得长春的干线大街上，自由生长的树木成为一大特征，也让长春成为园林城市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长春仍循南北走向为街，东西走向为路的命名法则，当时的道路名字，则都由满洲国的“总理”郑孝胥命名。
最为领当时亚洲之先的，则是长春成为了第一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亚洲城市。长春的下水道建设，采用污水和雨水分流模式。设计使雨水流入市内公园的人工湖。
长春起伏的地型给规划专家们也带来了灵感，小河川流到的低地，基本都被开挖人工湖并设为公园，避免作为住宅用地。1940年，长春的公园、运动场、苗圃的面积累计达10.8平方公里，达到人均31平方米的高水准。很可惜的是，一些日据时期的绿地面积，在1949年以后，不同程度的遭到了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的侵占。
经过五年建设，长春在1937年末，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人口33万的近代化都市。1937年9月，“国都”建设纪念典礼于大同广场举行。而“新京都市计划”的推进和“国都建设局”这个机构，也转交给了当时的“新京特别市”政府当局。
在1期计划中，道路、上下水道等工作都已大致完成，因此，以南岭为中心的文化设施、绿地公园建设成为第2期事业的中心。运动场，植物园都开始建设，至圣大路拓宽到60米，连接各个高校，但计划中的图书馆、美术馆和大会堂等日本人始终未等到开工机会。
在1941年第2期建设结束时，临时“国都建设局”划归“市工务处”，废止了“国都”建设计划的特别会计，日本人已经开始陷入不支状态。
从1939年前后开始，长春人口猛涨，在1941年达到了50万。居住、交通和物质供应问题日趋严重，主城区外的住宅开始兴建，孟家屯住宅区就是一例。由于战时能源紧张，公交亦非常困难，最终采取了水电和铁路资源来铺设地上电车。
实际上，“大新京都市计划”对长春的都市交通原本是计划导入地铁的，第2期建设一开始，临时“国都建设局”就招揽来大阪市交通局的技术群，花了半年时间，做成了地下铁计划。以长春的地质条件，所需只要大阪的一半工程费用。不过，随着战争推进，这个计划也无迹而终。
由于国立公司和学校云集，以前的都市计划已经不能适用，1941年底新计划案出炉，1942年2月通过政府决定。然而截止战争末期都未能完成。这个计划人口达到100万，城市面积也扩大到了160平方公里。
事实上，之前的计划特征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继承，比如土地经营、设定绿化区、低温地的亲水公园化、直角交叉道路，禁止高架线，强制冲水测试等等，而且还扩大了在下风处的工业地区。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为避免路线型的商业街太过于冷清，所以将其设计成连接街廊型的集团式的商业区。在商业区，还限制建筑不能低于23米；而对于住宅区采用集团住区制，使市民生活组织化。标准住区单位人口为6000人，户数1200，面积约1平凡公里，依此组构成一个有生活方式地区别之有秩序的都市。可以说，“新京”都市计划在1期以土木为核心，2期以造园为核心，战争末期，则就是建筑师和法律制订者为主要影响了。
满洲国的皇宫到日本投降时，仅完成了地下部分，地上部分是后来仿拟完成的，也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地质宫。从皇宫周围的布局来看，采用了古典的中国皇宫格调。这一城区的中轴线是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北端的皇宫是伪满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伪皇宫前面的开阔地带是皇帝臣民休闲场所(即今天的文化广场)。另外，在今天长春一汽一带，还规划了更加庞大的皇宫备用地，可以看出，日本是准备长期占领东北的。
《大新京都市计划》规划图，本文作者摄于长春城市规划展览馆。
当时的纪录片 Part1
当时的纪录片 Part2
在建造新京的同时，当局在新京东南部拦河筑坝，形成一汪潭水，周围遍植树木，形成了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人工森林，一来为新京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二来为人们提供一个交友的好去处，这就是如今长春人熟知的净月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亚洲水电之母——丰满电站与新干线的鼻祖——亚细亚号超特急
吉林雾凇是吉林市有名的胜景，很多人不知道，雾凇奇观其实算是个人工景致。1933年，满洲国国务院产业部国道局对松花江进行综合调查。1936年1-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两次指令满洲国政府必须在5年内在松花江上游建设18万千瓦水电站。同年11月，满洲国政府制定了《产业开发五年规划》，将在松花江干流修建丰满发电站列入开发计划。
1937年5月，满洲国水电局长、日本水力发电专家本间德雄正式提交了一份《丰满发电所计划书》，标志着丰满发电站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该工程于当年7月正式动工修建，当时号称“东亚第一”水电站。同时，丰满水库设计时也号称“东亚第一”，当时为仅次于美国鲍尔德和福特佩克水库的世界第三大人工湖。
大坝建成并网发电后，每到冬季，由于松花江水经过水轮发电机组，势能转化成内能，导致水温升高4度，大坝下游吉林市段本该结冰的江面却不结冰，导致水蒸气散入空气中，与凝结核结合形成冰晶，挂于树上就形成了吉林雾凇。
如今的丰满电站，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100万千瓦。
吉林雾凇与吉林天主教圣母堂
亚洲第一快车，亚细亚号
亚细亚号特快列车（あじあ号），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的著名列车。1934年至1943年运营于南满铁路新京至大连区间，1935年9月1日运营区间向北延伸至哈尔滨。
满铁将亚细亚号定为“特急”快车。亚细亚号舒适快捷，为了抵御满洲地区的大陆性天气而采用密闭式双层车窗，全列车配备美国开利公司（Carrier Corporation）制造的空调装置，以及电动按钮控制的可调节自动式座椅。列车编组为6节车厢，机车之后为行李车、两节三等车厢（定员88人）、餐车、一节二等车厢（定员68人）和一节流线型头等展望车（尾车，定员48人）。亚细亚号一共制造了24节车厢，编为4列，1935年又生产了2节头等车厢。
731部队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电影《黑太阳731》，其内容之血腥残忍恐怕要超过任何一部美产恐怖电影（日产的主要是靠气氛，而不是血腥），而这并不是编导有意编出来去刺激观众神经的，电影中的一幕幕，若干年前就发生在人间、发生在哈尔滨平房区。具体细节已经是铺天盖地，在此不作赘述。
通过死于731部队人体试验的朱氏兄弟的故事，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的还原当时的情形。
朱家两苏谍
在他去世将近70年之后，已经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朱云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给亲友留下了腼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宪兵队拍摄的照片上，身陷绝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宪兵队长对他的评价却是：“性格狡猾，生来懒惰，为了生活不择手段。”
今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制成黑底白字的牌位，贴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纪念长廊上，旁边是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朱云彤。他们的身份，都是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马路大”。
据东安宪兵分队审讯记录记载，朱云岫曾在密山县黄泥河子恒山煤矿做机电工。1940年8月，朱云岫与苏联谍报员万信相识并被发展为谍报员。9月27日，朱云岫与万信一起越境入苏，在“浦拉特诺夫卡”国境警备队接受指令：调查平阳镇兵力、兵种和兵营数量以及鸡西发电厂的施工进展情况，获酬金120元。
审讯记录称，朱云岫在收集上述情报时患病，卧床两个多月，没能按规定日期入苏，预感到可能惹怒苏方，会有生命危险。为安全起见，便策划以加入日满军警密探为名开始谍报活动。
同属这一谍报网的，还有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和工友王振达。朱云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密山县国境警察本队警长。1940年9月至12月间，朱云彤曾3次越境入苏，接受的任务指令为：调查二人班、半截河和平阳镇附近日军情况，特别是飞机场的状况，并调查密山县公路网及铁路状况，共计获酬金330元。
1941年2月，万信被捕，但他当时并未供出几名下线。
当年3月，东安宪兵分队在对王振达进行侦查时，发现朱云岫与其交情颇深，故作为同党进行侦查，5月3日将二人秘密逮捕。同年9月，朱云彤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
据朱氏兄弟的堂妹朱亚珍回忆，有一次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她曾巧遇被押送途中的朱云岫，“我很惊讶地问二哥上哪儿，二哥努努嘴，我看到他的双手被反绑着，肩披棉袄，后面有日本人看着。二哥还低声对我说，‘告诉家里人别为我担心，没啥事’。这时，日本人走过来，就不让我们再说话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二哥的确切消息”。
弟弟被捕一周后，自觉在劫难逃的朱云彤辞去警长之职回到家里，靠打短工维持生计。
朱云彤之女、现年69岁的朱玉芬说，母亲曾经告诉她，有一天，父亲回家对母亲说，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人，感觉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说自己如果真出事，就让母亲改嫁。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不要了。他没说原因，母亲还以为他喝多了说胡话”。说完这话三四天后，朱云彤被日本宪兵带走。两个多月后，朱玉芬降生。
朱氏兄弟相继被捕后，父亲朱宝田急得四处打听。听说两个儿子都被日本人“喂了狼狗”，50岁的朱宝田急火攻心，头疼了3天便不治身亡。
沦为“马路大”
一番逼供审讯之后，东安宪兵分队对朱云岫做出如下结论：“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称为特务机关或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
在呈报给上级的审讯报告中，东安宪兵分队认为：“该人入苏及返满后的恶行危害甚大，对其应严加处置，故认为最适合特殊移送。”
按要求，这份报告迅速逐级呈报至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司令官原守随即下达指令，将朱云岫实施“特殊移送”——这看似轻描淡写的4个字，其实是一纸秘密而残虐的死刑宣判书。
接下来的程序是：东安宪兵分队派专人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复，乘专车将朱云岫押送至哈尔滨宪兵队，由其转送或直接押送至位于哈尔滨南郊平房地区的731部队。
“从731部队盖戳接收的那一秒钟起，这个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谁、以前做过什么都不再重要。731部队接收的只是实验材料，也就是论‘根’计数的‘马路大’。”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和弟弟朱云岫一样，晚4个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能逃脱沦为“马路大”的命运。
金成民说，“特别移送”只是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第一步。踏进地狱之门，“马路大”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所谓“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和关东宪兵队等多方秘密策划协同执行的一项非人制度，一方面解决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所需材料的来源问题，另外也便于各地军、警、特、宪机构对被捕的抗日人员进行秘密处理。
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对“特别移送”程序做出明确规定。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又下发第120号文件，将“特别移送”对象分为“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两大类。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根据他对众多731部队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震惊世界的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他在该书中称，综合许多人的证言，“马路大”大致有3类：中部战线、北部战线俘虏的八路军官兵、国民党官兵，以及在各个城市、农村从事抗日活动的人员等；在哈尔滨市内以及周边地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士兵、情报人员。
可见满洲国的警长也因为为苏联进行谍报工作而沦为“马路大”。
战后，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的种种恶行被逐步披露，731部队遂获得了“东方奥斯维辛”的称号。731部队的反人类行径恐怕丝毫不逊于奥斯维辛。但是731部队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本质的不同在于，731部队并不是在进行种族灭绝，其受害者得数量远远不能与纳粹集中营相比，而且种族构成也是多样的，并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种族。
对于满洲人来说，当时他们对731部队的存在毫不知情，由于严格的保密，满洲国从普通民众到皇帝溥仪都不知道731这回事儿，所以当时也不存在什么恐怖的气氛。
731部队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为了防止这样的惨剧再度发生，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要像谴责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去谴责731部队的这种反人类的行径。即便有人给苏联当间谍、抑或当土匪杀人越货犯了死罪，被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致死也是毫无道理的，是没有任何正当性的。讽刺的是，731部队的主谋石井四郎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731部队的实验数据和资料后来被美苏军方所利用。政治是最可怕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远离政治，恰恰因为政治的残酷，我们每个人才应该参与其中，防止它变成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可以想象，731的时代如果有网络，如果有现在一样发达的媒体和通讯技术，那么这恶很可能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言论自由也许本身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它能够使千千万万有行动能力的人行动起来！在任何时代，对事实的掩盖只会平添悲剧。
满洲国的宗教自由
满洲国可能是世界上存在过的宗教最自由的国度之一，宗教种类之多，涵盖了当今世界众多主流宗教，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日本佛教净土真宗、道教、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日本神道教。各个宗教都有可观的信众。满洲国时期，并无对某一种或几种宗教信徒迫害的记录，而且各个宗教信徒间并无明显的冲突，可以说是各信各的，你烧你的香，我做我的弥撒，井水不犯河水。哈尔滨聚集了大量的白俄和犹太人，所以东正教和犹太教是主流，有很多的东正教和犹太教教堂，当然哈尔滨也有很的大汉传佛教寺庙，比如极乐寺。满洲的各大城市都有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满洲西部是蒙古族的聚集区，在那里藏传佛教很盛行，比较大的寺庙有查干湖畔的妙音寺。满洲国当局对蒙古族采取怀柔政策，对喇嘛是很尊重的，当然，对其他所有民族都是怀柔政策，对宗教领袖都很尊重，梵蒂冈就是与满洲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后来日军击毙苏联支持的武装人员赵尚志，在满洲国护国般若寺的主持炎虚法师的坚持下，其头颅被埋在护国般若寺内。
左上为新京护国般若寺，始建于1932年，1936年建成。文革中被毁。
满洲国明信片上的吉林天主教堂，文革中被毁。
圣·尼古拉教堂是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建造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哈尔滨全城的制高点，也是城市建设原点。建筑采用近似希腊十字的八角布局，圆木井干式木结构，，未用一钉一铁，全部木构件均用楔接。建筑比例精确，形体错落，装饰精美。教堂主入口双向室外木楼梯，覆以双坡顶篷，中部交叉成焰心状尖拱，拱心饰以精致的木刻花饰，楼梯、栏杆及栏板同样饰以精美的雕刻；主入口上层为耸起的钟楼，四面透空，覆以陡峭的四坡顶；三个并排而立的“洋葱顶”饱满圆润，形态优雅。教堂正中耸起高高的八角形帐篷顶，其中设小洋葱形状的穹顶，极力造成一种向上升华、天国无限神秘、神权至高无上的幻觉。整体建筑造型完美匀称，堪称木结构教堂精品之作。文革中被彻底焚毁。
挡在新京大同大街慢车道上的“孝子坟”，相传光绪年间长春有个叫王梦惺的人，生性淳孝。38岁那年，其母病故，葬母后他在辽宁千山道观入道。10余年后返回母亲墓边苦守，仅以生小米和冷水果腹，且终日不与外人交谈，忍冻受饿以尽孝道，世人为其孝心所感动。守墓3年后，王梦惺于1913年去世，世人将他们母子合葬一处，此后千山道友在王梦惺坟旁建起了一座道观。这就是名噪一时、观者如云的长春孝子坟。新京大同大街相当于北京长安街，尽管孝子坟挡住了首都的中央主干道，但是当局并未将其拆毁。“孝子坟”在满洲国稳稳当当地挡了14年大街。后被TG拆毁。
1943年满洲国当局修缮后的孝子坟。
他们也是满洲人
这个几天恰逢诺贝尔奖颁奖，长春一下子就出了俩诺贝尔奖得主，不要说长春这样没什么国际知名度的城市，就是换了纽约东京，官方和市民也都有理由好好庆贺一番！可是长春却出奇的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也算是世界级的奇观!
1935年出生于满洲新京的岸根英一，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其维基百科的词条中提到，由于满洲国孩子上学比日本早一岁，所以岸根英一在日本上中学的时候比同班同学都小一岁。
同样是在1935年，新京南面的满洲第一大城市奉天，一个男孩儿在千代田公园旁呱呱坠地，他父亲父是个日本愤青，曾作为学生代表强烈要求日本占领中国，后被当时日本陆军部几乎抛弃的石原莞尔一通嘲笑加教训，心中猛然对石原莞尔充满崇拜，后产一子，名字取了坂垣征四郎的征，石原莞尔的尔。
这个孩子日后成为了世界级的指挥家，他的名字叫做小泽征尔！
小泽征尔
另一位不得不提的日本裔满洲人就是李香兰，日本名山口淑子，是从事电影的演员与歌手，李香兰是花腔女高音，而且受过正式的西洋声乐教育，很擅长美声唱法。后任日本参议院议员。淑子的祖父山口博在1906年举家到满洲。李香兰是地地道道的满洲人。
1920年2月12日，山口淑子出生于奉天省抚顺。由于父亲山口文雄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的抚顺煤矿任职。举家迁往抚顺。1933年被父亲的义兄弟沈阳银行经理李际春收为义女，起中文名为李香兰。1933年，李香兰患肺病。后受俄罗斯好友建议，开始跟一位“白俄”女士学习声乐。李香兰亦为天津市长潘毓桂义女。曾以潘淑华之名义在北京翊教女子中学就学，1937年毕业。然而她从不公开自己的身世，中国人都不知她的日本血统，说得一口非常标准京片子的她，中国民众还把她当作地道北京人。在满洲国的流行歌曲大赏赛中获得头奖。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成立。李香兰进入满洲国电影界，并成为其头号女星。1942年，到上海发展，以李香兰的名字登上舞台，为中华电影公司、中华联合制片公司、满映拍了经典电影《万世流芳》并主唱电影主题曲《卖糖歌》及插曲《戒烟歌》使之红遍全中国，跟着《夜来香》、《恨不相逢未嫁时》、《海燕》使之更上一层楼，成为与周璇、白光、张露、吴莺音齐名的上海滩“五大歌后”之一。1943年，《莎勇之钟》于台沪满三地上映。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满洲国灭亡，李香兰以汉奸罪名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逮捕。但之后因证明了其日本人的身份而得以被无罪释放遣返。
李香兰签名照
已经90岁的李香兰，其保养的功力实在是让人惊讶
日本的对满态度以及满洲人的对日态度
对于满洲人来说，日本人绝对不是什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世界上不存在这么好的“友邦”，但也绝不是什么无恶不作的魔鬼。任何把国家行为道德化的想法都是极其幼稚的。
如果你看过俞天任写的《军国幕僚》就会对当时的日本有个了解，如果实在嫌这本书太长了读一读推倒柏林墙写的
《日本如何走向灭亡》也不错。
满洲的富饶是众所周知的，是亚洲大陆上最适合发展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工业的地方，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一度将满洲视为日本的生命线，大有不得到满洲日本就要灭亡的危机感，对待自己的生命线显然是不能胡来的。后来日本文官政府与汪精卫谈判，几近成功，大体内容就是保持满洲独立，日本撤兵！说白了就是“支那我不要了，满洲必须给我！”满洲当时已经有3000万人口，是日本的1/3强，已经是亚洲除了日本本土以外最现代化的地区，初步建立了上游至矿业，下游到汽车工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文明水平跟日本起码还在一个数量级上。日本对待满洲的方式显然不是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那样——相差好几个层次的文明之间的一边倒的大虐杀。日本对待满洲人是怀柔政策，甚至比对待台湾人更加的怀柔。生于吉林市，经历过满洲国时期的于志钧教授说：““王道乐土”是为日本的文化战略服务的，远不是今天一些文献所描绘的“欺骗”，而是实在操作。中国有句成语“乐不思蜀”，日本让东北人“乐不思中”！日本要在东北打造一个“王道乐土”现实社会。为了让今天的人们知道什么是“王道乐土”，我拉回那个时代，谈我之所见所闻和所感。中国不是没有这样的历史，元朝和满清都有过！日本害怕重蹈覆辙。“王道乐土”就是收买人心，玩假的不行。
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武力征服相对是容易的；然而，征服之后的统治就困难了。日本占领东北之后，怎么办？东北不是西伯利亚那样的无人区，有三千万人口，是日本人的三分之一强。对当时这样一个巨量人口，只能是安抚，别无良策。日本这样一个精细民族，当然明白。关键之关键，是切断东北人民对中国的宗主国认同。这是不容易的，但不是不能做到的。那就是迅速地给“满洲国人”以看得见和感觉到的好处。“王道乐土”就这样出炉了。从1931年到1939年，日本的“满洲政策”是这样制定的，也是这么做的。1940年之后，日本陷入侵华战争泥潭，就乱了方寸。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就走向毁灭之路！”
从事实来看，于教授的分析是合理的，不然也不会出现他们一家去北京天津旅游，阔的跟美国佬一样的经历。此外，种种史料表明，深具岛国危机感的日本打算把他们国家的主体搬到大陆上，搬到满洲。所以日本人对满洲的态度绝对与英国人对印度的态度不同，完完全全是当做自己的家来建设，在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满洲甚至是领先于日本本土的。长春人都知道天皇当年是有计划把家搬到新京的，英国女王可曾想永久的居住在德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满洲人跟日本人是一个种族，注意种族是一个生物学范畴的定义，而不是文化上的。民族是文化定义，是可以改变的，而种族是不可变的。这导致日本对台湾和满洲的态度是同英国人对印度人、西班牙人对菲律宾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对满洲人是想极力同化、皇民化，这显然没有成功，起码14年是不够的。
在满洲工作的台湾人蔡西坤回忆“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采取计划都市，设计得非常好，主要道路为长达几十公里，又宽又直的大同大道，整个建设规划都以王道乐土为依归。依日本政府的计划，日本皇帝所在的都城京都迁到东京後，将来要迁移到新京（新设的京都）来，所以新京在建设上特别注重「民族协和」的精神。我们大同学院的制服就叫做「协和服」。”
“有这些机会出入中国大陆与满洲国，我深深感觉山海关内外的风土人情差别很大，山海关内人口很多，生活条件却不如关外，大部份人民都是又脏又乱，有些人因为贫穷，还会抢钱呢！有次我带著三千元满币（值同日币使用，我未兑换为大洋）到华中徐州玩，结果眼看著被抢，却因为人太多无法追回而作罢。
满洲人则不一样，满洲人很好，既有情性，又讲信用，我和满洲人的接触虽然不多，但印象、观感都不错。当时「满洲国」有满洲话（即北京话）的分等考试，我在高等学校时已学过北京话，因此来到满洲，参加满洲话分等考试，成绩还不错，是二等通译，所以我和满洲人可以沟通。”
在满洲中央银行工作过的吴金川回忆道“日本人对满洲国有特殊待遇，他们在满洲国的建设按步就班，比较不像在山海关以内那样胡作非为。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和日本财阀中第一强的三井财阀三井株式会社社长池田成彬曾有过暗约：山海关以北的东北地区，中国委任日本经营；但日本人不得进入山海关一步。当时若真能实行是很理想，可惜日本并没有履约，因为池田成彬被日本军部控制，不能照约实行，结果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并在上海登陆，中日之战遂难以避免。” 在满洲国驻泰使馆工作的台湾人杨兰洲回忆“ 满洲国驻泰国公使馆的地位和日本驻泰国大使馆地位相当，所以满洲国人在泰国还蛮被看重，台湾人就不一样了。台湾人去泰国者，完全没有依靠，常被泰国政府欺侮，他们都想来当满洲国人。因此产生这样有趣的现象：满洲国到泰国开设公使馆，满洲国没有人来，来的大多是没有受到保护的台湾侨民。”
同样在满洲国外交部门工作的吴左金先生回忆“当时国民政府在朝鲜亦设一中国领事馆，负责当地中国侨民的事务，但中国侨民发生纠纷，多利用满洲国新义州领事馆的权势。因为日本比较偏向满洲国这一方，所以侨民有事都来找我们，通常只要协调一下即通融过去，而中国领事馆的作用则不大。在我任内，曾有一两个中国侨商被日本宪兵抓走，他们跑到领事馆求救，我去说情，日本宪兵随予放行。”
“我觉得在满洲，日本人的确用真心建设，到那里的日人多有久居的打算，这和在台湾的日人不同，在台日人多半想捞点钱财即回日本，所以在满洲日人较好相处，较无优越感。他们曾对新京做了非常完善的都市计划，建筑完全按照设计施工。”
可见，日本从里到外的对满态度都是与日本无差别的、一体化的。
至于老一辈普通满洲人的对日态度，显然谈不上感恩戴德，但也绝不是深仇大恨，我家里四位老人都没说过日本人什么坏话，来自阜新的
王圣元在上一篇日志的回复里提到：他爷爷说“你说日本人有多坏，那我没见过，你说日本人有多好，我可见过”（原话如此）。 但是满洲国末期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俗话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美者昌，逆美者亡。”日本军国主义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最后也拉着满洲吃了锅烙。所以当年日本投降，国军入城的时候满洲人还是欢迎的，跟台湾人一样，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却远不及他们已经经历过的好，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