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作家叫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年年初来到了伦敦，伦敦的华人报纸都分别早早做了广告，听说还有英文报纸和网上以及各方面媒体都有广告，我和朋友相约都一起前往伦敦大学的演讲厅要一睹获奖的作品和能够近距离的与获奖本人交谈。真是一件兴奋的是，我把长时间没穿的西装找了出来，打上了领带，与朋友相约都提前到达会场，进入会议厅看到台前投影的大屏幕上一个英俊的中年男子。我和朋友希望能坐到前几排更近一些看到这个了不起的作家，但管理人告知前3排都是给更重要的人留着的，我们就只能坐到了第4排，讲座要开始了人都纷纷进入大厅，有几个认识的中国人也是朋友也来了，大家都分别点点头打个招呼，会议开始了，前3排稀稀拉拉的坐了几个人，我前面是个很漂亮的女士，听说是BBC的记者，我看几个会议支持人都弯折腰和她说话，（后来在BBC节目里看到这个女士采访高行健，也听说她叫露西），演讲开始，开始介绍是中国的流亡作家和几个外国的人分别讲话，我没有能听明白这些人都说些什么，我问身边的人是否听懂他们说的什么，身边人也都摇摇头，他们用的都是中文，好像意思就都是请来赞扬高行健的吧。
高行健终于出来了，我一看和屏幕打出来形象的完全是2个人啊！屏幕上的40岁的样子，很酷，可台上这个是个象60-70岁的小老头啊！我有被骗的感觉。（想起来电影“非诚勿扰”那家日本三姊妹妓馆，窗外挂着的是三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进去一看是三个老太太，那是40年前的照片）
高不会说英语是用中文讲话，第一句话：“我不是人”我吓了一跳，忙问身边的朋友，他怎么说他不是人呢，朋友说卡了一下，高是说：“我不是中国人”，接着高说：“他没钱，也不爱钱，他一直都是在世界各地周游旅行，搞募捐，他导演在拍一些电影”，其它讲了一些，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我就问身边的朋友，朋友也都是摇摇头。
高终于讲完话开始放高行健的作品《洪慌之后》，屏幕上开始出现和我电脑屏幕保护一样的画面，音响中时断时续的出现电流的交流声，吱吱啦啦的，我想可能是放映或是音响出了问题，我强忍着等了大约40多分钟，可算出来人了说这就是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播送完了，现在开始交流问答，我马上就举起了手，想问点获奖作品的问题，可主持人却找了一个女士提问，提问的好像与作品无关的问题，紧接着继续提问，我把手还是高高的举起，但支持人还是指定另外的一个人提问，提问什么的问题，已经记不清了（后来知道那些提问都是提前安排好的），2个人提问完后，上半场就算结束了，大家都去大厅喝茶，会议厅的灯亮了，我看来的人有200人左右（听说下半场人走了一半还多）。
到大厅我和朋友都边喝茶边找人问：是否看懂了这些作品都是什么意思，我问了10多个人都摇头，朋友告诉我他也问了很多人，也都不明白高的作品是什么意思，也许是中国人看不懂或听不懂，我们又同时找外国人问，他们都耸耸肩，两手一摊摇摇头，我英文也不好，就请英文好的朋友去问那些坐在前排的特约外国学者，那些学者说：中国很奇特，神秘，正因为这些变幻莫测他们才希望了解中国，一个英国大学中文专家的教授告诉我，这是讲中国的事他们也不懂，他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也耸耸肩，一摊手。这时我看到高行健就上前向他问好，高行健也许年龄大了或其他的原因，他个头很矮，面目很麻木，仰着头看着我，就嗯 嗯的没有说话，我进一步说：现在你如果不忙，我可以问你关于你作品的问题吗？高说：“我不回答这些问题，等有时间在回答”。我说：我能和你见面或说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不太可能在有其它机会和时间，错个这个机会不能再向你提问，我会很遗憾。高没有说话，转头就走到别处去了。
这时我看认识的朋友也不在会场里了，我的朋友也拉着我要离开，说浪费时间不说，看和听这些人说话是找罪受，象逃亡一样我的朋友拉着我离开了会场，走出大门后呼吸了一下清新的空气，头脑一下清醒了很多。
我们一起找了个中国饭馆吃饭，边吃边议论，原来奴贝尔奖就是这个样的！就是这样获得的啊！够神秘的！哈哈哈！
外国人不懂中国，中国也不懂外国人，外国人也不懂外国，中国人也不懂中国。什么奖也不如百姓的“夸奖”实在。
许北方 xubeifang
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南风窗: 重建批评话语体系需独立司法保护舆论监督
南风窗: 重建批评话语体系需独立司法保护舆论监督
《南风窗》第18期封面：批评的权利
批评的权利
批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是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权利，批评也是主旋律，任何对于批评的压制，无论来自哪一种力量，都是无法接受的。
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任何批评本身，与真理的生成过程一样，都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只要其指向正义与公平，在论证阐述的道路上即便伤痕累累，我们也应该不遗余力地呵护。
一个敢于批评、宽容批评的社会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一个不惧批评、擅于纳言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如何创造一个宽容批评的环境，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
当然，权利不应该被滥用。无须讳言，我们眼下的批评状态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熟悉的要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么是“文革”式的大批判，一种可以成为时代标杆的批评语言尚未形成。一个健全的批评空间还有待媒体、公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去共同拓展。重建阳光下的批评之道，我们固然需要锋利之笔、尖锐之文，我们更需要忠厚之文和宽容的语境。
舆论监督靠什么保障？
文_周 泽
立法保护不了记者
由于在大学讲授过多年新闻传播法，也以律师身份帮助过一些记者维权，因而每有事关舆论监督的事件，诸如网民发帖被抓、记者采访被打、报道问题被拘传、被网上通缉、被治罪，等等，总有记者朋友会对我进行采访，经常会问到我们的法律是否有缺陷，问题的存在是不是与我们没有新闻法有关；而一些同仁在就舆论监督问题接受采访时，也通常会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没有新闻法什么的。
很多人所说的新闻法，是指冠以“新闻法”这样一个名称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确实还没有《新闻法》。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法》就进入立法机关的立法计划，并在几近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时因特殊时势停滞下来并萎顿至今。从此情势来看，短期内要制订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是不现实的。那舆论监督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与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有关呢？我不这样认为。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传播活动处于法律真空。事实上，有关新闻传播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在目前的法律体系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规则来予以调整和规范。包括《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权利的规定；《刑法》关于侮辱罪、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诸多与言论有关的犯罪的规定；《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关于保护公民、法人名誉权的规定；《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等法规，以及大量有关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管理方面的规章。
在目前，如果准确执行、认真落实宪法及有关法律，排除各种不合理的甚至违背宪法、法律和有关国际人权保护文件的法规的适用，我们会发现，我们希望通过专门的新闻法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绝大多数问题，都将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目前很多呼吁新闻立法者试图通过新闻立法来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现行的其他法律解决的，而有的问题则是通过了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也解决不了的。
很多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常常会抱怨，新闻采访权没有保障，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时人身安全都成问题，希望立法予以解决。实际上，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的，如果说记者的采访是一种权利，那无疑意味着被采访对象有接受采访的义务，否则就需要承担责任。而如果记者的采访是权利，那么记者与他人接受采访义务的对等义务又是什么呢？显然没有。这意味，所谓记者的采访权除了在向那些对公共信息负有公开义务的公共机构收集信息时体现为权利之外，对其他非信息公开义务主体而言，是无所谓权利的。而对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来说，其公开信息并不只是对记者的义务，而是对全体有知情权的公民的义务。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采访权，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种采集信息的自由。
从立法上来讲，不可能将采访权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专属权利来予以规定。实际上，即使法律规定记者有采访权，也不可像其他权利那样通过可救济的方式予以实现！至于记者采访的安全问题，其实是普通法解决的问题，无论记者有没有采访权，也都有生命安全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记者如果在采访中受到伤害，完全可以通过现行刑事、民事法律来对责任人追究责任，而用不着叠床架屋地在现行法律之外制订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来解决。而且，专门制订《新闻法》来解决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民事和刑事问题，也不符合立法体例。
至于新闻传播失范对其他权利和利益的损害，也完全可以在现有法律体系中找到救济依据，而用不着制订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来解决问题。目前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记者和媒体的采访、报道行为，也不是无法无天的。
记者作为信息的收集者和发布者，在触动他人利益时，与舆论监督对象产生纷争甚至遭到伤害，都是利益博弈的正常生态。很难想象，有一部《新闻法》规定了记者采访权，采访对象就会乖乖接受记者采访了。也很难想象，因为有一部《新闻法》规定了记者的采访权，在记者采访报道触动他人利益时，采访对象也能对记者彬彬有礼，温顺地配合记者采访报道。
新闻(传播)法说到底是平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其他利益关系的法，其重心在于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自由就意味着没有禁止，正所谓“法无禁止即自由”。无论多么强调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立法越多都意味着限制就越多，自由就越少。因此，寄希望于通过立法来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总是要受限于其他的合法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护，就是审慎地平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其他利益的关系，尽可能合理地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种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根本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完成的；而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限制是否合理以及是否超越了其界线，总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势来审度。在此意义上，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根本并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司法。
关键在于司法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定，可能比世界公认言论自由保护最好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定还要先进。比如，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公民予以批评、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只有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被证明清白的情况下，才能够向对其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公民主张权利，去追究相应公民“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的法律责任。而要证明对其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公民“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将十分困难！这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护力度，实际上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上诉沙利文案时，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引伸出来的“公众人物”对媒体提起诽谤诉讼需要证明媒体对失实报道具有“实际恶意”的原则，还要大。
但我们国家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护在国际上却屡受诟病。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国，常常是各级权力部门对其管辖的范围擅自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规定。不仅各级部门、机构制定、发布的法规、规章以及名目繁多的文件、通知，在限制言论自由，一些行政机关随时作出的决定、命令，都在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及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公民权利，就这样被拆空了！这样的情形，在美国无疑会被诉诸司法，受到法院的合法性审查；而法院最终的审查结果，肯定是认定这些限制言论自由的规范性文件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而归于无效。
很遗憾，我国没有一个独立的、具有足够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司法裁判体系。法院不会，也没有能力对种种限制言论自由的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机关的种种决定、命令，进行审查。因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也就无从得以救济，进而归于消灭！
一个国家，没有独立的司法，就只能徒有法律而无法实现法治，徒有宪法而难以实现宪政。没有独立的司法，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不可能得到保障！没有司法的保障，以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为支撑的舆论监督，也就险象环生！网民发帖被抓、记者采访被打、报道问题被拘传、被网上通缉、被治罪等等事件的频频发生，以及媒体、记者不时因报道某些问题被惩罚，等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
健康舆论监督文化的支撑
当然，舆论监督的健康运行，还需要健康的舆论监督文化予以支撑。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持有保障舆论监督得以健康运行从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正常心理、观念、意识、思想、习惯、行为。在健康的舆论监督文化支撑下，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公权力来源于人民因而始终对人民保持谦卑恭敬：他们会耐心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呼声，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不会闻过则怒，甚至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惩罚批评自己的人民。人民则将监督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自己的责任，始终警惕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对权力的滥用和对公共利益的侵害，热心公共参与；人民群众之间，彼此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保持着尊重和敬畏心，理性而克制。媒体则始终坚持为公众服务而不为私利驱使，也不为权势所驱使，始终坚持职业的原则和尊严……
一种文化的发育和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维护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及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宪法权利，保障舆论监督，需要的是国家践行法治的决心，还有公民为权利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而这也正是促进舆论监督文化形成的外在力量。
(作者为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学术批评背后的文化之殇
文_姚国华
从教20余年，一开始最大的苦恼是讲课必须重复教科书内容，虽然嘴总是听自己使唤，但学校要求出具讲稿供查，就苦不堪言。上世纪末，国家领导人访美时拜访自己昔日的恩师，称道大师当年讲课不拿讲稿，全凭一张嘴，此后我们总算有了不拿讲稿上讲台的依据。
后来的苦恼是厌恶千篇一律的答卷，便要求学生独立撰写课程报告。只要独立写作，不论结论对错，立场左右，水平高低，任何人分数都在80以上；一旦抄袭，绝不及格。但是，无论事先怎样夸张地强调、警告、威胁，结果还是有大规模抄袭。以前抄书报，后来干脆网上下载。有的抄袭者死不认账，拿“立论者举证” 当盾牌，非要拿证据不可，只得增加一道程序，有疑问的作业没有当面答辩不予通过，有人就背原文来闯关。找证据是折磨，但放纵抄袭又是耻辱。对付一个抄君子耗的时间往往10倍于正常学生，令人崩溃。我得罪学生也都因于此。
我有个朋友，遇事乐观豁达，多年前听他私下立愿，40岁前当教授。他机灵聪颖，上下左右人缘极好，是政府顾问、机构专家、学生导师、媒体常客，什么事都搞得定，经费、奖项滚滚而来，职称、职务如愿以偿。可是，一份网上匿名举报，说这位国内知名专家一共10篇论文里有9篇可以确证抄袭，唯一一部专著大半抄袭，剩下的文字都文理不通、病句累累——让我想起前些年，高校周围电脑室的一项热门服务，就是把一堆书本上标记好的一段段文字输成电子文档。事件轰动学界，但所在单位领导顶着私受其好处的恶闻，岿然不动。时间一久，不了而了。同情者深有感触地告诉我，匿名举报者是品德低劣、见不得阳光的嫉妒者。
某高校曝博士论文抄袭丑闻，校方表态一查到底。可是，有人发声，批评教育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年头谁的屁股上完全是干净的？果然，痛改前非的检讨和不痛不痒的处分之后，一切归于平静。看破学界奥秘的人相信，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抄又能怎样？原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先生，以自己丰富的阅历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国际上公认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
这不禁让人同情起中国足球来，国际大赛上踢不进球，平时一有假球，黑哨，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因此不依不饶。可是，中国有成千上万的院士、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政府津贴获得者，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研队伍，消耗着巨大的公共资源，享受着亿万公众无质疑能力的崇敬，每年报告的成果堆积如山，可是有几个人拿出了世界上公认的科学成就？
学术抄袭当然是一种腐败，是利欲熏心的结果，是功利主义泛滥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学术不独立，体制不健全的产物。然而，它并不能完全归于个别人的道德沦丧，在看得见的制度缺失背后，还有一种深入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并浸入我们骨髓里的普遍命运在起作用。
传统文化的基因
文化教育决定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内在命运。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上施下效，老人把世代传承下来的经验通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传达给年轻一代；规范、道理、知识和技能都是现成的；教育者是主动方，传道授业解惑；被教育者是受动方，学习就是接受、继承、效法、模仿并且不断重复练习以求熟练掌握。2000多年的学术主要是围绕经典展开的注解，如果不是佛教从外部融入，人们很难突破最早形成的智慧结晶。个人独立的见解和发现无足轻重，熟练掌握经典并灵活运用才是文人的拿手本领。
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在数千年农耕社会里不仅无咎而且必要，只是在日新月异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才落于被动。然而，人们的心理定势是顽固的。在科举考试被废100年后的今天，传统经典早就换成了西方现代科学，但教育与学习的方式却没有任何改变。只有填鸭式的灌输，死记硬背的勤学，题海战的苦练，才能成就那掌握唯一标准答案的考场英雄。人文与社会学科也“科学”化为固定的知识体系和技能技巧，文科考试大都有标准答案，不是抄袭就是背诵，更没有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空间。几乎所有灵性的冲动都被认定为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自作聪明甚至有违政治正确的而被排除在成功的道路上。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的人，将来要去做学问，搞研究，除了重复书本、服从权威、投机取巧之外，能有什么本领呢？
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拥有至高无上的正面价值，它代表毋庸置疑的真理和权威。可是，科学纯属外来物，它与其说是人们内心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坚船利炮带来的教训的顺从。后来，科学的实用性让人迷恋，掌握科学知识，坚持科学观点，服从科学规律，运用科学方法，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和好处。但是，这其实只是科学的技术而已。中国很少有人严格区别科学与技术。科学需要好奇心的执著，技术却只要讲究实效的机智。
著名的“863计划”里有一个关键词：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要瞄准发达国家已经取得成就的那些项目，跟在后面学习，缩小差距，获取效益。时至今日，中国科研机构几乎都只是重复别人的工作。中国技术运用的确取得长足进步，但科学研究几乎全面瓦解。
没有知识共同体
归根到底，“现代化”是一种外来宿命。西方国家现代化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驱动下自我完成的过程，而现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 (几乎没有人发现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矛盾)不是基于自己的文化演进，而是被外部经济、政治、军事强势力量拽着走，是典型的“被现代化”。文化、科学、教育也是因应这现实的压力，直接接受和拿来别人的思想结论，或者拼凑一种实用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人只有服从、效法、模仿的命运。
中国学术本来沉浸在数千年烂熟的文化窠臼里，只有近代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应变，几乎没有独立的学术文化，构不成知识共同体。中国现代大学远在国门打开之后半个多世纪，直到戊戌变法才有一个名分，而真正运作起来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也很难独立于经济、政治，充当一个纯粹的文化教育机构。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国门打开的同一年，近代大学就诞生了，早于明治维新15年，而此前还有200多年主动了解西方文化的“兰学”。
我们习惯于说走出象牙塔，这意味着顺应现实需要，立即可以获得看得见的利益。没有人说要走进象牙塔，因为信仰、理想、智慧、真理、情怀脱离功利目标，是没用的东西。
学派是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方法的学者形成的不同阵营，只要有共同的真理追求，学派之间在争论、理解、合作、融合中构成学术共同体。宗派、帮派、党派是不同的地位、利益、阶级结成的山头，由于中国缺乏工商业的分工协作带来的利益最大化，也没有市场利益分享机制，农耕文明的土地收益有限，江湖上的山头之间争夺这有限的利益，便一山不容二主，只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
中国文人是依附性的，而且饭碗有限，因此，文人相轻远比知识合作更为悠久。直到今天，现代学术体系表面上都有了，人们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山头、门派、帮会的生存方式，并寄附于有权有势的官场、市场上，包括国际势力，从中分一杯羹。
大学傲然挺立于平凡社会、芸芸众生的力量，并不是它卓尔不群、出类拔萃、金鸡独立、高人一等的外表，而是背后对真理的追求。真理与智慧具有看不见的精神价值，远离利益，无关成败，源自于人们内在好奇心的驱动，成就于对普遍性与客观性的无限追求。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有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等有形要素的精神文化空间，立于整个结构的核心，投射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里。但我们的文化空间，处在传统的观念定势，现代文明的外部冲击，现实生活的压力胁迫，三者夹缝里。追求真理的学者是有的，但他们只是一些孤独的个体。人不能生活在真空里，在摆脱传统思维，独立于强势话语，超越生活的重压之后，往往只剩下一小半自由的身心。也许压力终有一天能释放出动力，这些半人是我们的希望。
(作者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批评政府是化解官民矛盾的开始
文_本刊记者 赵 义
据新华网8月7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制度，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同时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
从“彭水诗案”开始，近几年来因批评政府工作和政府官员而被以诽谤罪名加以拘留或批捕的民众及记者的案例不胜枚举。2009年更发生了两起轰动全国的跨省追捕事件。
“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志丹诽谤案”、“西丰诽谤案”、“高唐网案”、“儋州歌案”、“五河短信案”、“王帅诽谤政府案”、“吴保全案”、“张国庆案”、“陈永刚案”……这类“因言获罪”的案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行政拘留但在各方面关注下被平反，并给予补偿的，一类是最终被判刑的。从结果看，纯粹批评地方政府工作的，容易获得第一种结果；而同时又涉及对于官员的批评(表现为过激的言语，甚至是举报)的，则容易导致第二种结果。
自从2007年中共党代会报告中首次出现“表达权”，2009年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把表达权载入行动计划，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政法机关也终于开始法治化行动。肩负法律监督重责的检察机关开始制约有些公安机关沦为政府尤其是某些官员压制公民批评的工具的倾向。
公权力的变异
实际上，批评政府工作和批评官员两者总是很难区分的。而公民在批评的时候出现的不理智、鲁莽，以及对于官员的过激指责，也是难以避免的。从被及时纠正的案例看，第一，对于政府工作的批评不能要求公民个人负有完全正确的责任，并且，即使客观上给一些部门的工作带来被动，也不能构成对公民采取刑事措施的理由。第二，正如最高检的规定所说，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因为，在几乎所有这些案例中，对于政府官员的所谓诽谤，都是起源于公民对于政府工作的不满。
对于这两点，毛泽东主席的一则轶事可为后来者鉴。上世纪40年代，边区一位农民骂毛泽东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这比骂县委书记“吃软饭”或者骂上级任命的校长是“痞子”严重多了。
当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逮捕行动，并且认真反思了农民负担问题，果断进行政策调整。他还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与之对比，在手机、互联网日益普及，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所谓诽谤政府或诽谤政府官员案件的频发，说明不少部门和官员的确患上了神经衰弱症。问题是，为什么这种神经衰弱症如此严重？
实事求是地说，在官本位色彩浓厚的我国，民众一般来说并不是很习惯在公开场所批评政府。人们常常是在酒桌上或私人场所“针砭时弊”。在前述那些典型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公民个人之所以挺身而出，甚至言辞激烈，或者因为违法拆迁侵害群众利益，或者是地方政治已经败坏到一定程度，或者是对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洁程度失去信任。有的案发地，其实也是各种负面新闻不断。这些都说明，这些地方都出现了需要解决、至少是有待释疑解惑的大问题。
而在前述那些案例中，除了及时为这种滥用公权力压制公民批评的行为刹车之外，公民批评政府的诸方面内容，大多已经删除到“回收站”，已经没有任何下文了。
这说明，公民为之承受灾难后果的那些批评的问题，很多已经陷入短期内无法治理的境地。其核心就是权力被资本绑架、政府决策不民主、政府包括官员自身利益的放大和民生需要得不到及时满足等等方面，即公权力的变异。
这种变异带来的问题现在是以点状分散在国家的机体上，虽暂无整体性的后果，但已经呈现分散式爆发的态势。前述那些案例就涉及，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导致民怨沸腾；土地出让、征地补偿、移民拆迁等资金密集、监管难度大的环节，贪污贿赂犯罪高发；刑讯逼供禁而不止，冤假错案不断发生；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私有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基层政府以圈地、征地方式，剥夺农民，形成所谓的“土地银行”……
而公民个人借助手机、互联网进行的激烈批评，正是民众在没有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下的被迫的反应。其中多数是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就像是临时的民心代言人而已。至于那些利益直接受到侵害的人们，可能已经选择了上访的漫漫长路。极端者，可能就走向了直接针对公权力的暴力寻仇或针对更弱势群体的暴力泄愤的道路。
纠错机制
成为笑料的诽谤政府罪和诽谤官员罪，也折射出了如今的官民矛盾日益普遍化的事实。
由于公权力的变异，中国日渐增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和官民矛盾掺杂在一起。矿难频发要严查背后的腐败问题；房价上涨，民怨沸腾，但公务员系统的限价房申报的新闻不断；基尼系数已经是0.415，高于美国、法国，也高于印度和马来西亚，但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还不能实行；就业难，但所谓“官二代”享受照顾的事例屡见不鲜；创业难，但政府行政支出居高不下……
如此发展下去，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势必会日益加深，政府的施政成本也会日益高昂。更致命的是，政府制度化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会削弱，只能越来越依赖不断支付“安定团结费”，更会出现像诽谤政府罪这样违背基本政治文明准则的丑闻。最终只会依靠金钱收买和压制批评这两手来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级政府，无疑是可悲的。
公民善于、敢于和受保护地批评政府，实际上是社会和政府建立信任的必要条件。如果按照现在所谓“诽谤政府”的逻辑，上级任命一个单位的领导，员工就不能提反对意见；政府要实行一个经济项目，即使违法也不能揭露；闹出了刑讯逼供致死人命的事情，民众也不能对相关机关的责任人提出批评和质疑；明明一个主政官员已经劣迹斑斑，地方民众却只能噤若寒蝉，这是何等的政治景象？又哪里谈得上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呢？
批评政府实际上也是一种纠错机制。我国也是有民众批评政府的文化传统的。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就是子产不毁乡校。乡校是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人们经常在这里议论“政府工作”。有人建议郑国卿子产铲除之。子产的观点就是从纠错的角度讲的：“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是吾师也，如之何毁之？”
但当涉及官员个人的问题时，反击就激烈起来。就以“五河短信案”为例。2006年8月25日，五河县公安局在时任安徽五河县县委书记的徐社新的压力下，以诽谤罪名义对五河县第一中学教师李茂余、董国平作出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实际上，据媒体报道，作为县委书记的徐社新可谓是“诚实守信”的“官帽售货郎”。在安徽省五河县为官6年间，徐社新没有“虚度光阴”，将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2009年4月13日徐被逮捕。2010年6月8日被判决受贿罪成立。但发短信的教师的处分至今未撤销。
在前述案例中，其发生地多是在县一级区域，并且多涉及对当地官员的激烈指责甚至是举报。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县一级官员权力滥用的程度和政治生态的劣质倾向。这与县一级官员和政府权力比其它层级政府更少受到各种制约有关系。相对来说，直接面对县级政府的民众，如若不是忍无可忍，躲无可躲，也不会轻易走上所谓“诽谤政府”的道路。
从上级政府的角度来看，像“五河短信案”这样的例子，就绝不能袖手旁观。早一点介入，也许就早一点挽回民众和社会的损失。一方面在抱怨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腐败非常缺乏有价值的、有一定证据支撑的案件线索，而对“五河短信案”任由一个事实上的腐败分子一手遮天，欺压民众，制造冤案，岂非咄咄怪事。
重建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就从公民能够敢于批评政府开始，就从还那些因所谓诽谤政府而身背案底的人的清白开始！
方舟子：我不愿沉默
文_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乍见之下，不免意外。生活中的方舟子，居然是那样一副风一吹就要倒的模样。瘦弱？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说，方是瘦，但不弱。此言颇确。这个貌似弱不禁风的人，干起事儿来一点也不柔弱。10年以来，长驱直入，捣了上千个“马蜂窝”，常常弄得惊天动地。以他近期矛头所指的唐骏事件来说，因其牵扯甚广，就让许多形迹败露的人乱作一团，狼狈不可收场。
方舟子操一口闽人特有的腔调生硬的普通话。以他的才华，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或科学家，但在一个尚不具备自我净化能力，作假贩伪者稍稍钻营即有可能摇身变作公众楷模的社会里，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支笔、一个网站，单枪匹马便创下了一种辩虚识假的剔除机制。
“他把自己的一生和这个绑在一块儿了，目前还没有其他人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真刀真枪地冲在第一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当科学家是很糟糕的。看到那么多问题，结果没人指出来。中国如果没有方舟子，会更可悲的。有他，我们觉得还有希望。”
从白衣飘飘年代走过来的方舟子，停留在属于自己的岸上，望断沟壑，只为追问一渠清水。可惜察士难当，穷一己之力想要肃清寰宇，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和他身边的人，对此无疑是十分洞明的。
“由于造假后会有丰厚的回报、海内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以及社会浮躁、人心不古，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致使学术造假在相当长时间和范围内不会消失，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司马南说，“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来做这件事，不但是纯粹的，而且是重要的，任务无比艰巨，他做不完。他的历史刚刚开始。”
破阵者之困
现实面前，方舟子并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
“虚假的事物这么多，不可能都去管。我重点关注那些危害比较大而且没有人管的造假，越是没有人说的我越不愿保持沉默。”
借助一套科学方法，方舟子连揭社会疮疤，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疾风起处，往往会摇落一地鸡毛。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苍蝇什么是老虎，他拿标准一衡量，不对，上去就斗争。”司马南说，一些政府高官，“科研成果中有不实之处，新语丝照样灭，这些人恨不得弄死他。”
一时之间，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他还需要面对更为直接的人身恐吓。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只好建议他将采集到的监控录像等信息在博客上予以公开，希望可以起一点震慑作用。2007年，又是一场无妄之灾。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现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需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性命攸关。以前出门，喜欢乘坐公共交通，觉得非常便捷，但在地铁里经常会被人认出来，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出行习惯。
“他的人身安全保障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出现一些意外，我个人会建议他出国，带着家属移居国外，轻易不要回来了。”方的朋友彭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这种人身危险是多么遥远虚幻，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危险有多大。”
“做科普工作，是面向中国公众的，需要跟中国社会有一个密切的接触，做讲座，在国内还是比较方便一点。”这个人对自己的处境好像并不是特别发愁，“风险是必须要冒的，我只能是尽量小心。还不至于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把自己整个都约束了，那样就更不值了。”
彭剑打算设立一个专项的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基金，通过募集得来的资金，为方舟子雇请专职安保人员，此事在他那里看样子是势在必行。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他公开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方舟子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彭剑是一位律师，5年前开始主动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方的事业，对于方所开罪过的群体或领域，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力图避免与之发生任何法律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杆定律。
彭和方一样，目前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危险漩涡。他要求方舟子能够将自己的日程安排事先告知他，需要出门办事时便于布置专人陪护，但独来独往惯了的方舟子，依旧我行我素，举止自若。
方舟子的杀入，破坏了很多群体苦心构织的利益机制。虽然还不清楚他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什么，但有一种不很乐观的情绪在他周围蔓延。
“他一个人在斗牛场上表演，什么时候死在牛角之下、乱蹄之下，不知道的。”司马南说，“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
从反伪科学前线下来的司马南，讲起从前的血腥遭迹，仍不无惊心动魄之处。事儿总是管不完的。50岁以后，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不再一根筋地玩命。只是事隔多年，有些东西始终无法释然。
起居的地方从来不对外人开放、在家里从不接听电话。这些传统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用于日常活动的书房，则独立在距家数里之外。这样做，是不想重燃战火。
“不要以为仇恨很容易消失。”司马南对方舟子说过，有些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我希望他能够武运长久。”
两年前，司马南与几位反伪科学健将一道，倡议设立了一个打假基金募集小组，接受支持者的资金捐助，用以支付方舟子在打假过程中被告上法庭时需要付出的费用。
在这个募集小组的账户里，至今累计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17万。这笔钱不光要支付方惹来的官司费用，同时还要兼顾同类打假人士因其打假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帮扶，可以说还是杯水车薪。
“有的人一次捐一二百元，有一位我猜是学校里的人，隔几个月就捐600，最大一笔款也就是一个企业家，捐了1万块。”彭剑介绍说。他是募集小组的事务秘书和账户实际控制人，所有支出由他负责具体操办。这件事对他以及几位发起人的名声带来损害，有人指责他们意图借此渔利，但彭剑一副胸怀坦荡的样子。
“让一个做好事的人，额外把稿酬拿出来去打官司，我觉得不妥。我愿意承担任何责难，我认为我花的地方对，我能交代清楚。”
要是呆在美国，事情也许不会弄得这么复杂，方舟子可以对那些虚张声势的状告理都懒得理。但他和彭剑一样，认为对簿公堂也是一次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坦率地说，我们都是很盼打官司的，我们并不在乎官司的胜败，只在乎能不能通过诉讼告诉公众更多真相，更加揭发欺诈行为。”在这件事上，彭剑是有败诉记录的，“我们觉得虽败犹荣，只不过是会影响我一些声誉，但我也看开了。”
总体说来，方舟子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
43年间，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自由人，啃了大半辈子书本，来去俱从容。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找一份固定工作，也不受雇或隶属于任何实体机构。一个不受束缚的人，通常可以进退裕如、纵横捭阖，这也许是他10年不衰的原因之一。
“我在中国没有工作过，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混过，没有社会经验和阅历，另外有一个西方社会文化作为参照，基本上类似于一个旁观者。”方舟子说，“有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对问题的认识反而会更清楚一点。”
那些因为教职员工身负学术丑行而被新语丝曝光的大学，曾经要聘请方舟子去担任兼职教授，方舟子不干，当场宣布辞掉落在自己脑袋上这一顶用意明显的 “帽子”。因为这犯了他的忌讳，只要不授人以柄，就不存在被控制的危险，为此他宁愿置身于社会之外。一旦与这些机构发生瓜葛，他担心自己的独立性会遭玷污。
这也与他大半生不受羁绊的处世观念存在抵牾。人的秉性，天然地向往自由不拘。方舟子想要自由自在地活着，除了思想自由，还要生活自由。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方舟子就一直在践行这一理念。那时候，早间的课一般不去上，可以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这个作息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1980年代末，出国风气席卷大学校园，中国科大此风尤盛。方舟子所在的班上，总共46个同学，陆陆续续出国的竟有40个之多。风华正茂的方舟子，也看过一些留学资料，知道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一种终身教授，自由无比，当上了连校长都管不了，觉得这实在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事情。心有所动，当即就做了人生规划——要去美国的大学当一个教授，搞科研之余，还可以写写诗。
留学生活自不必说有多舒爽。不过近距离观察，他发现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实际上并不自由，就算是终身教授，为了找科研资金也必须出面写报告拉关系。这样的生活，他不愿意接受，仔细想一想，觉得还是当个作家比较自由。
“我是不愿意工作的。1998年回国，开始给国内一些媒体写文章。我的第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也是香港的出版社出的，我就想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
早在中学时代，方舟子就有两样爱好：文学和生物学。舞文弄墨之余，就出去采集各种各样的标本。及至决定卖文为生，就趁便把科普和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写点生物学类的科普小品，与此同时发现本专业范畴里的学术不端现象，就附带曝曝光、打打假。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像那些埋首书斋、介于半隐状态的文人雅士那样，对于社会的残酷一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有时候要参与社会事务，不要说当一个隐士，虽然你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你对社会还是要有些责任心。”
今天的方舟子，靠着稿酬度日。人皆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以致一年当中偶尔几次圈内朋友聚会，到最后也是别人悄悄把单给埋了，自己根本没有掏钱机会。也许是这种情形多了，他就干脆不再请人吃饭。
“他的书很多也是送人的，科学的书，是老百姓不可读的，阅读圈子不大，不可能畅销。”袁钟说，“日子肯定过得不好。”
方舟子把从事科普写作和基于生物学范畴展开的学术打假视为一个整体，旨在普及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早年在大学时代，他就对中国社会的科学素养有所观察。彼时整个社会，对于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追捧有点走火入魔。大约是在1987年，全国第二届特异功能大会在中国科技大学召开，方舟子临场观摩了两个最终失败的表演，从此不再轻信这些玄而又玄的超科学现象。
在美国的10多年留学生活，对方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接受了一套严谨规范的科学训练，知道了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儿，也知道了与国外相比，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每周，他们会有一次论文介绍，从任意一本杂志中挑出一篇文章讲解，之后大家进行推敲，讨论实验证据能否成立。此外，每周他们还有一个实验报告，摆出证据以供深究，对于实验逻辑穷追不舍。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这四个方面跟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不要轻信，要讲证据，你为了这个可以无所顾忌。”
方舟子把这样一套科学方法带了回来，希望对中国的科学理性化进程有所裨益。但在一个工于粉饰和伪装的社会里，虽然人们都认同科学的重要性，撒谎也难免成其为风气，迷信或伪科学的东西泛滥。心术不正的人，轻而易举就可以登堂入室，招摇过市。
“这个社会就是骗子的乐园，造假成本很低。”彭剑说，“越是能忽悠，越是能煽呼的人，反而是混得最好的一批人。”
路遇不平，即刻就要拔刀相迎。方舟子从此走上了一条快意恩仇的路，然而随后就陷入了一场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纠缠和反复。
混在中国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一团和气的传统社会，方舟子在学术问题上的表现不够客气与宽恕。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劝他，希望他可以表现得更为圆润、缓和并富有技巧，但这毫不奏效。
“劝他不行，会不听你的。”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说，“也不是说不揭露，揭露是对的。我们的意思是不要那么激烈，但对他来说无所谓，他还是用他自己习惯的语境和风格。”
纪小龙在医学界负有声名，方舟子遇到一些专业问题会咨询他。在他眼里，方舟子天真而不世故。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发生在2004年，当时四川雅安有一个老中医在碧峰峡凌空悬挂，宣布绝食49天，堪为奇谈。司马南斥其为骗术。在一次会商中，方舟子负责搜集国外类似魔术表演的揭示性材料；纪小龙负责从医学层面解析49天绝食的毫无可能，司马南则通过拆解魔术的角度来揭穿迷局。那一次，绝食一方要求司马南前去现场验证，但司马南江湖阅历丰富，没有被诓去。纪小龙说，要是换作方舟子，他保不准就要去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去踢几脚，一踢不就爆炸了嘛，踢完你自己也牺牲了，何苦呢？我认为方舟子还是认死理，觉得理最重，不需要拐弯抹角。”
面对来自世俗的熏染、挤压，方舟子理所当然地严阵以待，摆开了抗拒架势。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他是“免”字牌高挂，“方舟子没有兴趣听取关于为人处事的任何忠告”。
“因为一直有人要来当我的人生导师，指导我应该干这干那，烦得很。如果我的文章中有事实、逻辑错误，欢迎有根有据地指出来，如果只是要来指导我应该怎么为人处世，我没有兴趣。我又不是未成年人。”
在圈子里，方舟子的特立独行人所共知。这是一个闷闷的人，不擅于海阔天空。当人们坐在一起聊及很多快乐的事情，火热异常，他却不过是一个听众，默默地坐在一边，几小时可以不发一言。
“他看上去是个害羞的人，我们都是喜欢开玩笑的，他也只是笑一笑。”他的朋友方玄昌说，“没有特别的幽默细胞，不会主动来调动氛围。”
新语丝正被各路人盯着，很多人担心有朝一日自己犯下的孽障报应在上面，而这些人与方舟子又存在一种几杆子就能打着的关联，请托势不可免。
4年前，袁钟在协和的一个朋友被新语丝点名批评，起因是学术简历造假。近水楼台，袁钟两口子就约方舟子两口子出来喝茶，借机通一通款曲。
“这哥们儿真是……我们两家关系是很好的，但在这个事情上，他有他的底线，不能够跨越。”
方舟子坚持当事人必须说清楚问题，并公开道歉。接受建议后，当事人又欲索要举报人信息，被一口回绝了。这样的强硬是少有的。性格腼腆的方，拒绝别人的方式通常是沉默以对，表明他是在保留态度。
“我平时不愿意跟别人发生当面冲突。作为朋友，对对方的做事方式要理解，要有互相的尊重和信任。”方舟子说，“有这么一次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举报人的信息，在方舟子那里是旁人不可碰触的禁区。长年累月，只有他一个人处理投诉来稿。对这些秘而不宣又耗时费力的事务，彭剑曾不以为然，提出可以将那些举报信息移交自己代为处理，方舟子不吭声了。
“打假的来稿都是我一个人在看，举报人的信息，只能是我一个人知道，这也是大家信任我的一个原因。”
处理投诉信息，方舟子自成规矩。每有来信，会下载存储到个人电脑里，邮箱里的信息要删除干净，不做保留。此举缘于之前邮箱被人攻破过，所幸里面的信息事先均已移除，后来他就把密码设置得古怪很多，形同猜谜。
方生活在一个全神贯注的世界里，每天要处理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的举报信息。一般来说，论文、履历造假是比较容易认定的，涉及具体的实验造假，倘无特别渠道，有时则会无从追究，因为无法进入实验室核对原始数据。
“不可能派人去，去了人家也可能不接待你，所以民间打假的局限性就在这儿，权威性不够，被挡在门外也没有办法。”
这种打假事务异常琐碎。按照他本人的兴趣，更愿意一头钻进纯粹的科普、文史写作中去。这些年，他也在逐渐朝此方向转移，新语丝光是投诉来稿就登不完，他要负责核实这些投诉，亲自执笔的打假文章不多了。这是由台前向幕后的转变和接力，而不是退出。
“握紧我的手，让我的图腾烙在你的手上”——2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傍海而居、诗心初萌的闽南少年，就给自己起了“方舟子”这个笔名，意指驾驶两条船的人，一条是科学，一条是文学。那时候小小年纪，他已为自己安排了一生。年纪大了，他不再写诗，但仍以一双诗一样饱满的眼睛，凝视科学那光怪陆离的一隅。他所搭建的新语丝平台，本是用来孕育诗人和温情的地方，如今却满满地戳进了科学界的漏洞之中。双舟并驾，竟是驶往这样一角并不流绮写意的逼仄现实。
“平台建起来了，大家都信任你，你说不干了，对不起大家，很多人会失望……如果这个平台没有了，那些造假的人可能就要松一口气了。”
重建批评之道
文_傅国涌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前现代社会，君权神授，一切都是权力确定的，一切都由一个权威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就没有正常批评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征式的内部谏诤，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独立批评。
在中国，公共性的批评是伴随着近代媒体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议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精神。一旦拥有报纸、刊物这些公共媒体，批评的范围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载体，批评直接诉诸公众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众自己来做判断。
鲁迅与张季鸾，不同的批评模式
虽然，晚清到民国，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权势集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批评空间始终没有中断过，由此产生了鲁迅与张季鸾所代表的不同批评模式。
自“五四”时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鲁迅在20年间发表了大量杂文，展开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不公、不义现象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与许多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进行笔战，以其文学天才和洞察社会的眼睛，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开创了一种独有的文体，成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一个批评样式，受到许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后，杂文在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产生了几代杂文家，邓拓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难能可贵的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杂文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鲁迅就说过，“类似小草在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与文学出发的鲁迅不同，毕生从事新闻业的张季鸾，在生命的最后15年(1926 1941)通过民间报纸《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对许多公众人物都做过批评，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个批评典范。包括最后视他为“国士”、对他极为尊重的蒋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虽然他自称那些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字，早晨还有人读，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复一日的批评文字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也赢得了各方的敬意。
鲁迅和张季鸾，奠定了批评中的杂文传统和时评传统。在整个言论史上，我们还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启超、邵飘萍、邹韬奋、储安平等人)所代表的传统。他们的不同表达方式，都丰富了批评的传统，共同营造了20世纪前半叶千姿百态的批评空间。今天看来，时评传统无疑更为可贵(鲁迅的传统另有他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也是我们更为陌生一些的批评模式，包括胡适、傅斯年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大致上都属于这个传统，他们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们珍视批评的权利，而不滥用这一权利。对于和他们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妥协，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对自己栖身的土地，他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胡适反复告诫以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和张季鸾他们基于无私、无我而确立的《大公报》社评不署名的原则，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里却是相通的。
批评的独立性、开放性、超越性
概而言之，由他们创造的批评传统具有下面这些相似的特点。首先是独立性，如果失去了独立性，站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面，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说话，这样的批评就是不健康的。可以说，相对的独立性是保持正常的公共批评的前提。只要是独立的批评，坦荡无私的批评，哪怕是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季鸾、胡适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批评之所以获得读者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站在民间的独立立场，是以无党无偏之身关心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其次是批评的开放性。批评当然不是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批评本身必须接受而且要经得起批评，被批评对象和其他人都可以阐明各自的理由，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由公众作出评判。相反，不允许批评，先验地确定某种观点是天然正确的，是真理的化身，人们只能无条件接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仍然要为批评的权利辩护，换句话说，没有人、没有一种力量具有批评的豁免权。
第三，批评要具有超越性，不能诽谤，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仅要避免狭隘的个人恩怨，同时要避免因为不同价值立场而做出简单的评判，更不能滥用批评的权利，借批评来谋取利益。林白水是一位著名报人，曾经主办过《社会日报》等报纸，1926年因言获罪，遭军阀张宗昌枪决，成为言论史上的烈士，他的死固然可以证明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不可靠的，但另一方面，与他同时代、有不同倾向的报业同行对他利用手中媒体向官僚、政客要价、勒索的行为也有看法，龚德柏回忆录甚至认为军阀杀他恰好成就了他的美名。本来与他合作办报的胡政之，认为他这样做早晚要出事，与他分道扬镳。同是1926年殉难的邵飘萍自办《京报》时的一些做法，包括收过一些军阀的钱，以及与冯玉祥的关系太密切、卷入郭松龄倒奉事件等，也颇招人非议。在肯定邵飘萍、林白水为新闻自由殉身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不必避讳他们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超越性不够。批评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线，立足于事实，更要超越于现实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评很可能会走样乃至变质。
批评语言
同为报人出身的陈布雷在悼念老友张季鸾时，推许他“眼光四射，论旨周匝，从不作谩骂之文，亦无敷衍之作”。由张季鸾所开创的老《大公报》批评传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健全的批评范式，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批评语言，其特点不同于早期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感情的汪洋恣肆，不同于陈独秀那种断不容对手有商量讨论之余地的霸气，更不同于鲁迅冷峻深刻的嘲讽笔法，而接近于胡适那种浅白、温和、得寸进寸的文风。不谩骂，不冷嘲，不讥讽，而是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的态度，堂堂正正、直截了当地直面问题。
对于这种批评语言的特色，张季鸾做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他曾对继他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说过写评论的秘诀，就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在受到张季鸾直接影响的王芸生、徐铸成、许君远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批评语言的某些影子。
我以为，张季鸾式的批评语言，更多地强调善意、诚意，尽可能地避免情绪化和狭隘的偏见，防止幽暗心理、仇恨意识毒化正常的公共批评。这样的批评哪怕最尖锐，被批评者也容易倾听，尽管不一定接受。我们固然需要锋利之笔、尖锐之文，我们更需要忠厚之文和钝拙之笔。老实说，难得的并不是锋利和尖锐，而是忠厚和钝拙。
一种充满善意、诚意和负责任的批评语言，可以铸造出一种健康的批评风气，最大限度地体现批评重塑社会的可能性。民间报纸《大公报》成为引领当年舆论导向的重要媒体，其影响远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之上，蒋介石自称每天先翻《大公报》，张季鸾的评论是必读的，在他手里成熟的批评语言和稳健的批评风格，无疑拓宽了那个时代的批评空间。
语言确乎是有力量的。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前，哈维尔获得德国书商协会所颁发的和平奖，他在题为《说文解字》的书面演说词中强调语言是万物之始，语言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我们才成为人类。语言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语言能在黑暗的王国中，发挥光芒的力量。同样地，语言也能成为夺命的利箭，或陷阱、圈套。一个社会，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成为主流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和向度。同样，有什么样的批评语言，基本上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批评状态。无须讳言，我们眼下的批评状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种可以成为时代标杆的批评语言也尚未形成，这不是证明我们批评空间太大了，而恰恰证明批评空间的不足，批评还没有成为我们每日的生命，媒体的批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健全的批评空间还有待媒体、公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去共同拓展。
重建批评之道
鲁迅曾说自己不喜欢做皇帝，原因之一，做了皇帝，只能听见一片“Yes”声，再也听不见有人说“No”了，很没意思(大意如此)。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就是要允许批评，包括自下而上的批评在内。这一点，就连实际上容不得批评的斯大林也明白，他曾说过，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5%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100%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任何对于批评的压制，无论来自哪一种力量，都是无法接受的。最近在一位老先生的文章中看到，1953年，一位曾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因为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被中共中央发现，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并立即通报全国，宣布“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
一个处处压制批评，乃至完全不允许批评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怕、可悲和可怜的，那里最终将剩下一种声音，到处是对强者、对权势的赞美、膜拜和谄媚，100%的同意，没有不同的意见，排除了任何批评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不再有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将失去生机和进步的动力。
批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批评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无批评，即无文明。一个有利于批评的环境，或者说一个健康的批评空间，首先有赖于制度的建设，不仅以法律来确立包括公民、媒体在内的批评权利，而且保障这个权利不打折扣地在现实中实施，使自下而上的批评也能畅通无阻。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才有可能逐渐培育起一种良性的批评风气，人们在行使批评权利的时候，都能做到不偏，不滥，坚持一种负责任的心态。批评是权利，也是责任。这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恪守的。
上个世纪前半叶，张季鸾们建立的批评之道，不仅为新闻从业者，也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出色的榜样，可惜这个传统曾经断裂，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熟悉的要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么是“文革”式的大批判，那都不是真正的批评，无助于一个批评空间的建立。重建阳光下的批评之道，就是回归张季鸾的传统，回到他一生致力的那种批评语言，而不是杂文式的嘲讽，“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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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第18期封面：批评的权利批评的权利
批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是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权利，批评也是主旋律，任何对于批评的压制，无论来自哪一种力量，都是无法接受的。
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任何批评本身，与真理的生成过程一样，都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只要其指向正义与公平，在论证阐述的道路上即便伤痕累累，我们也应该不遗余力地呵护。
一个敢于批评、宽容批评的社会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一个不惧批评、擅于纳言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如何创造一个宽容批评的环境，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
当然，权利不应该被滥用。无须讳言，我们眼下的批评状态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熟悉的要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么是“文革”式的大批判，一种可以成为时代标杆的批评语言尚未形成。一个健全的批评空间还有待媒体、公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去共同拓展。重建阳光下的批评之道，我们固然需要锋利之笔、尖锐之文，我们更需要忠厚之文和宽容的语境。
舆论监督靠什么保障？
文_周 泽
立法保护不了记者
由于在大学讲授过多年新闻传播法，也以律师身份帮助过一些记者维权，因而每有事关舆论监督的事件，诸如网民发帖被抓、记者采访被打、报道问题被拘传、被网上通缉、被治罪，等等，总有记者朋友会对我进行采访，经常会问到我们的法律是否有缺陷，问题的存在是不是与我们没有新闻法有关；而一些同仁在就舆论监督问题接受采访时，也通常会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没有新闻法什么的。
很多人所说的新闻法，是指冠以“新闻法”这样一个名称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确实还没有《新闻法》。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法》就进入立法机关的立法计划，并在几近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时因特殊时势停滞下来并萎顿至今。从此情势来看，短期内要制订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是不现实的。那舆论监督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与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有关呢？我不这样认为。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传播活动处于法律真空。事实上，有关新闻传播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在目前的法律体系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规则来予以调整和规范。包括《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权利的规定；《刑法》关于侮辱罪、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诸多与言论有关的犯罪的规定；《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关于保护公民、法人名誉权的规定；《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等法规，以及大量有关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管理方面的规章。
在目前，如果准确执行、认真落实宪法及有关法律，排除各种不合理的甚至违背宪法、法律和有关国际人权保护文件的法规的适用，我们会发现，我们希望通过专门的新闻法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绝大多数问题，都将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目前很多呼吁新闻立法者试图通过新闻立法来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现行的其他法律解决的，而有的问题则是通过了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也解决不了的。
很多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常常会抱怨，新闻采访权没有保障，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时人身安全都成问题，希望立法予以解决。实际上，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的，如果说记者的采访是一种权利，那无疑意味着被采访对象有接受采访的义务，否则就需要承担责任。而如果记者的采访是权利，那么记者与他人接受采访义务的对等义务又是什么呢？显然没有。这意味，所谓记者的采访权除了在向那些对公共信息负有公开义务的公共机构收集信息时体现为权利之外，对其他非信息公开义务主体而言，是无所谓权利的。而对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来说，其公开信息并不只是对记者的义务，而是对全体有知情权的公民的义务。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采访权，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种采集信息的自由。
从立法上来讲，不可能将采访权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专属权利来予以规定。实际上，即使法律规定记者有采访权，也不可像其他权利那样通过可救济的方式予以实现！至于记者采访的安全问题，其实是普通法解决的问题，无论记者有没有采访权，也都有生命安全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记者如果在采访中受到伤害，完全可以通过现行刑事、民事法律来对责任人追究责任，而用不着叠床架屋地在现行法律之外制订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来解决。而且，专门制订《新闻法》来解决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民事和刑事问题，也不符合立法体例。
至于新闻传播失范对其他权利和利益的损害，也完全可以在现有法律体系中找到救济依据，而用不着制订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来解决问题。目前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记者和媒体的采访、报道行为，也不是无法无天的。
记者作为信息的收集者和发布者，在触动他人利益时，与舆论监督对象产生纷争甚至遭到伤害，都是利益博弈的正常生态。很难想象，有一部《新闻法》规定了记者采访权，采访对象就会乖乖接受记者采访了。也很难想象，因为有一部《新闻法》规定了记者的采访权，在记者采访报道触动他人利益时，采访对象也能对记者彬彬有礼，温顺地配合记者采访报道。
新闻(传播)法说到底是平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其他利益关系的法，其重心在于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自由就意味着没有禁止，正所谓“法无禁止即自由”。无论多么强调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立法越多都意味着限制就越多，自由就越少。因此，寄希望于通过立法来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总是要受限于其他的合法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护，就是审慎地平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其他利益的关系，尽可能合理地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种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根本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完成的；而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限制是否合理以及是否超越了其界线，总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势来审度。在此意义上，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根本并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司法。
关键在于司法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定，可能比世界公认言论自由保护最好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定还要先进。比如，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公民予以批评、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只有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被证明清白的情况下，才能够向对其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公民主张权利，去追究相应公民“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的法律责任。而要证明对其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公民“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将十分困难！这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护力度，实际上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上诉沙利文案时，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引伸出来的“公众人物”对媒体提起诽谤诉讼需要证明媒体对失实报道具有“实际恶意”的原则，还要大。
但我们国家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护在国际上却屡受诟病。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国，常常是各级权力部门对其管辖的范围擅自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规定。不仅各级部门、机构制定、发布的法规、规章以及名目繁多的文件、通知，在限制言论自由，一些行政机关随时作出的决定、命令，都在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及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公民权利，就这样被拆空了！这样的情形，在美国无疑会被诉诸司法，受到法院的合法性审查；而法院最终的审查结果，肯定是认定这些限制言论自由的规范性文件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而归于无效。
很遗憾，我国没有一个独立的、具有足够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司法裁判体系。法院不会，也没有能力对种种限制言论自由的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机关的种种决定、命令，进行审查。因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也就无从得以救济，进而归于消灭！
一个国家，没有独立的司法，就只能徒有法律而无法实现法治，徒有宪法而难以实现宪政。没有独立的司法，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不可能得到保障！没有司法的保障，以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为支撑的舆论监督，也就险象环生！网民发帖被抓、记者采访被打、报道问题被拘传、被网上通缉、被治罪等等事件的频频发生，以及媒体、记者不时因报道某些问题被惩罚，等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
健康舆论监督文化的支撑
当然，舆论监督的健康运行，还需要健康的舆论监督文化予以支撑。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持有保障舆论监督得以健康运行从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正常心理、观念、意识、思想、习惯、行为。在健康的舆论监督文化支撑下，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公权力来源于人民因而始终对人民保持谦卑恭敬：他们会耐心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呼声，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不会闻过则怒，甚至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惩罚批评自己的人民。人民则将监督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自己的责任，始终警惕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对权力的滥用和对公共利益的侵害，热心公共参与；人民群众之间，彼此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保持着尊重和敬畏心，理性而克制。媒体则始终坚持为公众服务而不为私利驱使，也不为权势所驱使，始终坚持职业的原则和尊严……
一种文化的发育和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维护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及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宪法权利，保障舆论监督，需要的是国家践行法治的决心，还有公民为权利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而这也正是促进舆论监督文化形成的外在力量。
(作者为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学术批评背后的文化之殇
文_姚国华
从教20余年，一开始最大的苦恼是讲课必须重复教科书内容，虽然嘴总是听自己使唤，但学校要求出具讲稿供查，就苦不堪言。上世纪末，国家领导人访美时拜访自己昔日的恩师，称道大师当年讲课不拿讲稿，全凭一张嘴，此后我们总算有了不拿讲稿上讲台的依据。
后来的苦恼是厌恶千篇一律的答卷，便要求学生独立撰写课程报告。只要独立写作，不论结论对错，立场左右，水平高低，任何人分数都在80以上；一旦抄袭，绝不及格。但是，无论事先怎样夸张地强调、警告、威胁，结果还是有大规模抄袭。以前抄书报，后来干脆网上下载。有的抄袭者死不认账，拿“立论者举证” 当盾牌，非要拿证据不可，只得增加一道程序，有疑问的作业没有当面答辩不予通过，有人就背原文来闯关。找证据是折磨，但放纵抄袭又是耻辱。对付一个抄君子耗的时间往往10倍于正常学生，令人崩溃。我得罪学生也都因于此。
我有个朋友，遇事乐观豁达，多年前听他私下立愿，40岁前当教授。他机灵聪颖，上下左右人缘极好，是政府顾问、机构专家、学生导师、媒体常客，什么事都搞得定，经费、奖项滚滚而来，职称、职务如愿以偿。可是，一份网上匿名举报，说这位国内知名专家一共10篇论文里有9篇可以确证抄袭，唯一一部专著大半抄袭，剩下的文字都文理不通、病句累累——让我想起前些年，高校周围电脑室的一项热门服务，就是把一堆书本上标记好的一段段文字输成电子文档。事件轰动学界，但所在单位领导顶着私受其好处的恶闻，岿然不动。时间一久，不了而了。同情者深有感触地告诉我，匿名举报者是品德低劣、见不得阳光的嫉妒者。
某高校曝博士论文抄袭丑闻，校方表态一查到底。可是，有人发声，批评教育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年头谁的屁股上完全是干净的？果然，痛改前非的检讨和不痛不痒的处分之后，一切归于平静。看破学界奥秘的人相信，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抄又能怎样？原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先生，以自己丰富的阅历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国际上公认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
这不禁让人同情起中国足球来，国际大赛上踢不进球，平时一有假球，黑哨，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因此不依不饶。可是，中国有成千上万的院士、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政府津贴获得者，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研队伍，消耗着巨大的公共资源，享受着亿万公众无质疑能力的崇敬，每年报告的成果堆积如山，可是有几个人拿出了世界上公认的科学成就？
学术抄袭当然是一种腐败，是利欲熏心的结果，是功利主义泛滥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学术不独立，体制不健全的产物。然而，它并不能完全归于个别人的道德沦丧，在看得见的制度缺失背后，还有一种深入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并浸入我们骨髓里的普遍命运在起作用。
传统文化的基因
文化教育决定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内在命运。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上施下效，老人把世代传承下来的经验通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传达给年轻一代；规范、道理、知识和技能都是现成的；教育者是主动方，传道授业解惑；被教育者是受动方，学习就是接受、继承、效法、模仿并且不断重复练习以求熟练掌握。2000多年的学术主要是围绕经典展开的注解，如果不是佛教从外部融入，人们很难突破最早形成的智慧结晶。个人独立的见解和发现无足轻重，熟练掌握经典并灵活运用才是文人的拿手本领。
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在数千年农耕社会里不仅无咎而且必要，只是在日新月异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才落于被动。然而，人们的心理定势是顽固的。在科举考试被废100年后的今天，传统经典早就换成了西方现代科学，但教育与学习的方式却没有任何改变。只有填鸭式的灌输，死记硬背的勤学，题海战的苦练，才能成就那掌握唯一标准答案的考场英雄。人文与社会学科也“科学”化为固定的知识体系和技能技巧，文科考试大都有标准答案，不是抄袭就是背诵，更没有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空间。几乎所有灵性的冲动都被认定为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自作聪明甚至有违政治正确的而被排除在成功的道路上。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的人，将来要去做学问，搞研究，除了重复书本、服从权威、投机取巧之外，能有什么本领呢？
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拥有至高无上的正面价值，它代表毋庸置疑的真理和权威。可是，科学纯属外来物，它与其说是人们内心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坚船利炮带来的教训的顺从。后来，科学的实用性让人迷恋，掌握科学知识，坚持科学观点，服从科学规律，运用科学方法，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和好处。但是，这其实只是科学的技术而已。中国很少有人严格区别科学与技术。科学需要好奇心的执著，技术却只要讲究实效的机智。
著名的“863计划”里有一个关键词：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要瞄准发达国家已经取得成就的那些项目，跟在后面学习，缩小差距，获取效益。时至今日，中国科研机构几乎都只是重复别人的工作。中国技术运用的确取得长足进步，但科学研究几乎全面瓦解。
没有知识共同体
归根到底，“现代化”是一种外来宿命。西方国家现代化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驱动下自我完成的过程，而现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 (几乎没有人发现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矛盾)不是基于自己的文化演进，而是被外部经济、政治、军事强势力量拽着走，是典型的“被现代化”。文化、科学、教育也是因应这现实的压力，直接接受和拿来别人的思想结论，或者拼凑一种实用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人只有服从、效法、模仿的命运。
中国学术本来沉浸在数千年烂熟的文化窠臼里，只有近代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应变，几乎没有独立的学术文化，构不成知识共同体。中国现代大学远在国门打开之后半个多世纪，直到戊戌变法才有一个名分，而真正运作起来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也很难独立于经济、政治，充当一个纯粹的文化教育机构。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国门打开的同一年，近代大学就诞生了，早于明治维新15年，而此前还有200多年主动了解西方文化的“兰学”。
我们习惯于说走出象牙塔，这意味着顺应现实需要，立即可以获得看得见的利益。没有人说要走进象牙塔，因为信仰、理想、智慧、真理、情怀脱离功利目标，是没用的东西。
学派是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方法的学者形成的不同阵营，只要有共同的真理追求，学派之间在争论、理解、合作、融合中构成学术共同体。宗派、帮派、党派是不同的地位、利益、阶级结成的山头，由于中国缺乏工商业的分工协作带来的利益最大化，也没有市场利益分享机制，农耕文明的土地收益有限，江湖上的山头之间争夺这有限的利益，便一山不容二主，只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
中国文人是依附性的，而且饭碗有限，因此，文人相轻远比知识合作更为悠久。直到今天，现代学术体系表面上都有了，人们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山头、门派、帮会的生存方式，并寄附于有权有势的官场、市场上，包括国际势力，从中分一杯羹。
大学傲然挺立于平凡社会、芸芸众生的力量，并不是它卓尔不群、出类拔萃、金鸡独立、高人一等的外表，而是背后对真理的追求。真理与智慧具有看不见的精神价值，远离利益，无关成败，源自于人们内在好奇心的驱动，成就于对普遍性与客观性的无限追求。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有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等有形要素的精神文化空间，立于整个结构的核心，投射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里。但我们的文化空间，处在传统的观念定势，现代文明的外部冲击，现实生活的压力胁迫，三者夹缝里。追求真理的学者是有的，但他们只是一些孤独的个体。人不能生活在真空里，在摆脱传统思维，独立于强势话语，超越生活的重压之后，往往只剩下一小半自由的身心。也许压力终有一天能释放出动力，这些半人是我们的希望。
(作者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批评政府是化解官民矛盾的开始
文_本刊记者 赵 义
据新华网8月7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制度，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同时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
从“彭水诗案”开始，近几年来因批评政府工作和政府官员而被以诽谤罪名加以拘留或批捕的民众及记者的案例不胜枚举。2009年更发生了两起轰动全国的跨省追捕事件。
“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志丹诽谤案”、“西丰诽谤案”、“高唐网案”、“儋州歌案”、“五河短信案”、“王帅诽谤政府案”、“吴保全案”、“张国庆案”、“陈永刚案”……这类“因言获罪”的案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行政拘留但在各方面关注下被平反，并给予补偿的，一类是最终被判刑的。从结果看，纯粹批评地方政府工作的，容易获得第一种结果；而同时又涉及对于官员的批评(表现为过激的言语，甚至是举报)的，则容易导致第二种结果。
自从2007年中共党代会报告中首次出现“表达权”，2009年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把表达权载入行动计划，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政法机关也终于开始法治化行动。肩负法律监督重责的检察机关开始制约有些公安机关沦为政府尤其是某些官员压制公民批评的工具的倾向。
公权力的变异
实际上，批评政府工作和批评官员两者总是很难区分的。而公民在批评的时候出现的不理智、鲁莽，以及对于官员的过激指责，也是难以避免的。从被及时纠正的案例看，第一，对于政府工作的批评不能要求公民个人负有完全正确的责任，并且，即使客观上给一些部门的工作带来被动，也不能构成对公民采取刑事措施的理由。第二，正如最高检的规定所说，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因为，在几乎所有这些案例中，对于政府官员的所谓诽谤，都是起源于公民对于政府工作的不满。
对于这两点，毛泽东主席的一则轶事可为后来者鉴。上世纪40年代，边区一位农民骂毛泽东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这比骂县委书记“吃软饭”或者骂上级任命的校长是“痞子”严重多了。
当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逮捕行动，并且认真反思了农民负担问题，果断进行政策调整。他还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与之对比，在手机、互联网日益普及，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所谓诽谤政府或诽谤政府官员案件的频发，说明不少部门和官员的确患上了神经衰弱症。问题是，为什么这种神经衰弱症如此严重？
实事求是地说，在官本位色彩浓厚的我国，民众一般来说并不是很习惯在公开场所批评政府。人们常常是在酒桌上或私人场所“针砭时弊”。在前述那些典型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公民个人之所以挺身而出，甚至言辞激烈，或者因为违法拆迁侵害群众利益，或者是地方政治已经败坏到一定程度，或者是对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洁程度失去信任。有的案发地，其实也是各种负面新闻不断。这些都说明，这些地方都出现了需要解决、至少是有待释疑解惑的大问题。
而在前述那些案例中，除了及时为这种滥用公权力压制公民批评的行为刹车之外，公民批评政府的诸方面内容，大多已经删除到“回收站”，已经没有任何下文了。
这说明，公民为之承受灾难后果的那些批评的问题，很多已经陷入短期内无法治理的境地。其核心就是权力被资本绑架、政府决策不民主、政府包括官员自身利益的放大和民生需要得不到及时满足等等方面，即公权力的变异。
这种变异带来的问题现在是以点状分散在国家的机体上，虽暂无整体性的后果，但已经呈现分散式爆发的态势。前述那些案例就涉及，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导致民怨沸腾；土地出让、征地补偿、移民拆迁等资金密集、监管难度大的环节，贪污贿赂犯罪高发；刑讯逼供禁而不止，冤假错案不断发生；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私有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基层政府以圈地、征地方式，剥夺农民，形成所谓的“土地银行”……
而公民个人借助手机、互联网进行的激烈批评，正是民众在没有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下的被迫的反应。其中多数是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就像是临时的民心代言人而已。至于那些利益直接受到侵害的人们，可能已经选择了上访的漫漫长路。极端者，可能就走向了直接针对公权力的暴力寻仇或针对更弱势群体的暴力泄愤的道路。
纠错机制
成为笑料的诽谤政府罪和诽谤官员罪，也折射出了如今的官民矛盾日益普遍化的事实。
由于公权力的变异，中国日渐增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和官民矛盾掺杂在一起。矿难频发要严查背后的腐败问题；房价上涨，民怨沸腾，但公务员系统的限价房申报的新闻不断；基尼系数已经是0.415，高于美国、法国，也高于印度和马来西亚，但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还不能实行；就业难，但所谓“官二代”享受照顾的事例屡见不鲜；创业难，但政府行政支出居高不下……
如此发展下去，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势必会日益加深，政府的施政成本也会日益高昂。更致命的是，政府制度化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会削弱，只能越来越依赖不断支付“安定团结费”，更会出现像诽谤政府罪这样违背基本政治文明准则的丑闻。最终只会依靠金钱收买和压制批评这两手来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级政府，无疑是可悲的。
公民善于、敢于和受保护地批评政府，实际上是社会和政府建立信任的必要条件。如果按照现在所谓“诽谤政府”的逻辑，上级任命一个单位的领导，员工就不能提反对意见；政府要实行一个经济项目，即使违法也不能揭露；闹出了刑讯逼供致死人命的事情，民众也不能对相关机关的责任人提出批评和质疑；明明一个主政官员已经劣迹斑斑，地方民众却只能噤若寒蝉，这是何等的政治景象？又哪里谈得上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呢？
批评政府实际上也是一种纠错机制。我国也是有民众批评政府的文化传统的。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就是子产不毁乡校。乡校是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人们经常在这里议论“政府工作”。有人建议郑国卿子产铲除之。子产的观点就是从纠错的角度讲的：“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是吾师也，如之何毁之？”
但当涉及官员个人的问题时，反击就激烈起来。就以“五河短信案”为例。2006年8月25日，五河县公安局在时任安徽五河县县委书记的徐社新的压力下，以诽谤罪名义对五河县第一中学教师李茂余、董国平作出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实际上，据媒体报道，作为县委书记的徐社新可谓是“诚实守信”的“官帽售货郎”。在安徽省五河县为官6年间，徐社新没有“虚度光阴”，将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2009年4月13日徐被逮捕。2010年6月8日被判决受贿罪成立。但发短信的教师的处分至今未撤销。
在前述案例中，其发生地多是在县一级区域，并且多涉及对当地官员的激烈指责甚至是举报。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县一级官员权力滥用的程度和政治生态的劣质倾向。这与县一级官员和政府权力比其它层级政府更少受到各种制约有关系。相对来说，直接面对县级政府的民众，如若不是忍无可忍，躲无可躲，也不会轻易走上所谓“诽谤政府”的道路。
从上级政府的角度来看，像“五河短信案”这样的例子，就绝不能袖手旁观。早一点介入，也许就早一点挽回民众和社会的损失。一方面在抱怨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腐败非常缺乏有价值的、有一定证据支撑的案件线索，而对“五河短信案”任由一个事实上的腐败分子一手遮天，欺压民众，制造冤案，岂非咄咄怪事。
重建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就从公民能够敢于批评政府开始，就从还那些因所谓诽谤政府而身背案底的人的清白开始！
方舟子：我不愿沉默
文_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乍见之下，不免意外。生活中的方舟子，居然是那样一副风一吹就要倒的模样。瘦弱？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说，方是瘦，但不弱。此言颇确。这个貌似弱不禁风的人，干起事儿来一点也不柔弱。10年以来，长驱直入，捣了上千个“马蜂窝”，常常弄得惊天动地。以他近期矛头所指的唐骏事件来说，因其牵扯甚广，就让许多形迹败露的人乱作一团，狼狈不可收场。
方舟子操一口闽人特有的腔调生硬的普通话。以他的才华，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或科学家，但在一个尚不具备自我净化能力，作假贩伪者稍稍钻营即有可能摇身变作公众楷模的社会里，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支笔、一个网站，单枪匹马便创下了一种辩虚识假的剔除机制。
“他把自己的一生和这个绑在一块儿了，目前还没有其他人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真刀真枪地冲在第一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当科学家是很糟糕的。看到那么多问题，结果没人指出来。中国如果没有方舟子，会更可悲的。有他，我们觉得还有希望。”
从白衣飘飘年代走过来的方舟子，停留在属于自己的岸上，望断沟壑，只为追问一渠清水。可惜察士难当，穷一己之力想要肃清寰宇，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和他身边的人，对此无疑是十分洞明的。
“由于造假后会有丰厚的回报、海内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以及社会浮躁、人心不古，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致使学术造假在相当长时间和范围内不会消失，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司马南说，“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来做这件事，不但是纯粹的，而且是重要的，任务无比艰巨，他做不完。他的历史刚刚开始。”
破阵者之困
现实面前，方舟子并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
“虚假的事物这么多，不可能都去管。我重点关注那些危害比较大而且没有人管的造假，越是没有人说的我越不愿保持沉默。”
借助一套科学方法，方舟子连揭社会疮疤，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疾风起处，往往会摇落一地鸡毛。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苍蝇什么是老虎，他拿标准一衡量，不对，上去就斗争。”司马南说，一些政府高官，“科研成果中有不实之处，新语丝照样灭，这些人恨不得弄死他。”
一时之间，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他还需要面对更为直接的人身恐吓。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只好建议他将采集到的监控录像等信息在博客上予以公开，希望可以起一点震慑作用。2007年，又是一场无妄之灾。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现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需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性命攸关。以前出门，喜欢乘坐公共交通，觉得非常便捷，但在地铁里经常会被人认出来，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出行习惯。
“他的人身安全保障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出现一些意外，我个人会建议他出国，带着家属移居国外，轻易不要回来了。”方的朋友彭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这种人身危险是多么遥远虚幻，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危险有多大。”
“做科普工作，是面向中国公众的，需要跟中国社会有一个密切的接触，做讲座，在国内还是比较方便一点。”这个人对自己的处境好像并不是特别发愁，“风险是必须要冒的，我只能是尽量小心。还不至于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把自己整个都约束了，那样就更不值了。”
彭剑打算设立一个专项的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基金，通过募集得来的资金，为方舟子雇请专职安保人员，此事在他那里看样子是势在必行。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他公开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方舟子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彭剑是一位律师，5年前开始主动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方的事业，对于方所开罪过的群体或领域，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力图避免与之发生任何法律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杆定律。
彭和方一样，目前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危险漩涡。他要求方舟子能够将自己的日程安排事先告知他，需要出门办事时便于布置专人陪护，但独来独往惯了的方舟子，依旧我行我素，举止自若。
方舟子的杀入，破坏了很多群体苦心构织的利益机制。虽然还不清楚他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什么，但有一种不很乐观的情绪在他周围蔓延。
“他一个人在斗牛场上表演，什么时候死在牛角之下、乱蹄之下，不知道的。”司马南说，“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
从反伪科学前线下来的司马南，讲起从前的血腥遭迹，仍不无惊心动魄之处。事儿总是管不完的。50岁以后，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不再一根筋地玩命。只是事隔多年，有些东西始终无法释然。
起居的地方从来不对外人开放、在家里从不接听电话。这些传统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用于日常活动的书房，则独立在距家数里之外。这样做，是不想重燃战火。
“不要以为仇恨很容易消失。”司马南对方舟子说过，有些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我希望他能够武运长久。”
两年前，司马南与几位反伪科学健将一道，倡议设立了一个打假基金募集小组，接受支持者的资金捐助，用以支付方舟子在打假过程中被告上法庭时需要付出的费用。
在这个募集小组的账户里，至今累计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17万。这笔钱不光要支付方惹来的官司费用，同时还要兼顾同类打假人士因其打假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帮扶，可以说还是杯水车薪。
“有的人一次捐一二百元，有一位我猜是学校里的人，隔几个月就捐600，最大一笔款也就是一个企业家，捐了1万块。”彭剑介绍说。他是募集小组的事务秘书和账户实际控制人，所有支出由他负责具体操办。这件事对他以及几位发起人的名声带来损害，有人指责他们意图借此渔利，但彭剑一副胸怀坦荡的样子。
“让一个做好事的人，额外把稿酬拿出来去打官司，我觉得不妥。我愿意承担任何责难，我认为我花的地方对，我能交代清楚。”
要是呆在美国，事情也许不会弄得这么复杂，方舟子可以对那些虚张声势的状告理都懒得理。但他和彭剑一样，认为对簿公堂也是一次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坦率地说，我们都是很盼打官司的，我们并不在乎官司的胜败，只在乎能不能通过诉讼告诉公众更多真相，更加揭发欺诈行为。”在这件事上，彭剑是有败诉记录的，“我们觉得虽败犹荣，只不过是会影响我一些声誉，但我也看开了。”
总体说来，方舟子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
43年间，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自由人，啃了大半辈子书本，来去俱从容。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找一份固定工作，也不受雇或隶属于任何实体机构。一个不受束缚的人，通常可以进退裕如、纵横捭阖，这也许是他10年不衰的原因之一。
“我在中国没有工作过，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混过，没有社会经验和阅历，另外有一个西方社会文化作为参照，基本上类似于一个旁观者。”方舟子说，“有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对问题的认识反而会更清楚一点。”
那些因为教职员工身负学术丑行而被新语丝曝光的大学，曾经要聘请方舟子去担任兼职教授，方舟子不干，当场宣布辞掉落在自己脑袋上这一顶用意明显的 “帽子”。因为这犯了他的忌讳，只要不授人以柄，就不存在被控制的危险，为此他宁愿置身于社会之外。一旦与这些机构发生瓜葛，他担心自己的独立性会遭玷污。
这也与他大半生不受羁绊的处世观念存在抵牾。人的秉性，天然地向往自由不拘。方舟子想要自由自在地活着，除了思想自由，还要生活自由。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方舟子就一直在践行这一理念。那时候，早间的课一般不去上，可以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这个作息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1980年代末，出国风气席卷大学校园，中国科大此风尤盛。方舟子所在的班上，总共46个同学，陆陆续续出国的竟有40个之多。风华正茂的方舟子，也看过一些留学资料，知道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一种终身教授，自由无比，当上了连校长都管不了，觉得这实在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事情。心有所动，当即就做了人生规划——要去美国的大学当一个教授，搞科研之余，还可以写写诗。
留学生活自不必说有多舒爽。不过近距离观察，他发现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实际上并不自由，就算是终身教授，为了找科研资金也必须出面写报告拉关系。这样的生活，他不愿意接受，仔细想一想，觉得还是当个作家比较自由。
“我是不愿意工作的。1998年回国，开始给国内一些媒体写文章。我的第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也是香港的出版社出的，我就想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
早在中学时代，方舟子就有两样爱好：文学和生物学。舞文弄墨之余，就出去采集各种各样的标本。及至决定卖文为生，就趁便把科普和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写点生物学类的科普小品，与此同时发现本专业范畴里的学术不端现象，就附带曝曝光、打打假。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像那些埋首书斋、介于半隐状态的文人雅士那样，对于社会的残酷一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有时候要参与社会事务，不要说当一个隐士，虽然你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你对社会还是要有些责任心。”
今天的方舟子，靠着稿酬度日。人皆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以致一年当中偶尔几次圈内朋友聚会，到最后也是别人悄悄把单给埋了，自己根本没有掏钱机会。也许是这种情形多了，他就干脆不再请人吃饭。
“他的书很多也是送人的，科学的书，是老百姓不可读的，阅读圈子不大，不可能畅销。”袁钟说，“日子肯定过得不好。”
方舟子把从事科普写作和基于生物学范畴展开的学术打假视为一个整体，旨在普及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早年在大学时代，他就对中国社会的科学素养有所观察。彼时整个社会，对于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追捧有点走火入魔。大约是在1987年，全国第二届特异功能大会在中国科技大学召开，方舟子临场观摩了两个最终失败的表演，从此不再轻信这些玄而又玄的超科学现象。
在美国的10多年留学生活，对方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接受了一套严谨规范的科学训练，知道了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儿，也知道了与国外相比，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每周，他们会有一次论文介绍，从任意一本杂志中挑出一篇文章讲解，之后大家进行推敲，讨论实验证据能否成立。此外，每周他们还有一个实验报告，摆出证据以供深究，对于实验逻辑穷追不舍。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这四个方面跟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不要轻信，要讲证据，你为了这个可以无所顾忌。”
方舟子把这样一套科学方法带了回来，希望对中国的科学理性化进程有所裨益。但在一个工于粉饰和伪装的社会里，虽然人们都认同科学的重要性，撒谎也难免成其为风气，迷信或伪科学的东西泛滥。心术不正的人，轻而易举就可以登堂入室，招摇过市。
“这个社会就是骗子的乐园，造假成本很低。”彭剑说，“越是能忽悠，越是能煽呼的人，反而是混得最好的一批人。”
路遇不平，即刻就要拔刀相迎。方舟子从此走上了一条快意恩仇的路，然而随后就陷入了一场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纠缠和反复。
混在中国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一团和气的传统社会，方舟子在学术问题上的表现不够客气与宽恕。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劝他，希望他可以表现得更为圆润、缓和并富有技巧，但这毫不奏效。
“劝他不行，会不听你的。”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说，“也不是说不揭露，揭露是对的。我们的意思是不要那么激烈，但对他来说无所谓，他还是用他自己习惯的语境和风格。”
纪小龙在医学界负有声名，方舟子遇到一些专业问题会咨询他。在他眼里，方舟子天真而不世故。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发生在2004年，当时四川雅安有一个老中医在碧峰峡凌空悬挂，宣布绝食49天，堪为奇谈。司马南斥其为骗术。在一次会商中，方舟子负责搜集国外类似魔术表演的揭示性材料；纪小龙负责从医学层面解析49天绝食的毫无可能，司马南则通过拆解魔术的角度来揭穿迷局。那一次，绝食一方要求司马南前去现场验证，但司马南江湖阅历丰富，没有被诓去。纪小龙说，要是换作方舟子，他保不准就要去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去踢几脚，一踢不就爆炸了嘛，踢完你自己也牺牲了，何苦呢？我认为方舟子还是认死理，觉得理最重，不需要拐弯抹角。”
面对来自世俗的熏染、挤压，方舟子理所当然地严阵以待，摆开了抗拒架势。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他是“免”字牌高挂，“方舟子没有兴趣听取关于为人处事的任何忠告”。
“因为一直有人要来当我的人生导师，指导我应该干这干那，烦得很。如果我的文章中有事实、逻辑错误，欢迎有根有据地指出来，如果只是要来指导我应该怎么为人处世，我没有兴趣。我又不是未成年人。”
在圈子里，方舟子的特立独行人所共知。这是一个闷闷的人，不擅于海阔天空。当人们坐在一起聊及很多快乐的事情，火热异常，他却不过是一个听众，默默地坐在一边，几小时可以不发一言。
“他看上去是个害羞的人，我们都是喜欢开玩笑的，他也只是笑一笑。”他的朋友方玄昌说，“没有特别的幽默细胞，不会主动来调动氛围。”
新语丝正被各路人盯着，很多人担心有朝一日自己犯下的孽障报应在上面，而这些人与方舟子又存在一种几杆子就能打着的关联，请托势不可免。
4年前，袁钟在协和的一个朋友被新语丝点名批评，起因是学术简历造假。近水楼台，袁钟两口子就约方舟子两口子出来喝茶，借机通一通款曲。
“这哥们儿真是……我们两家关系是很好的，但在这个事情上，他有他的底线，不能够跨越。”
方舟子坚持当事人必须说清楚问题，并公开道歉。接受建议后，当事人又欲索要举报人信息，被一口回绝了。这样的强硬是少有的。性格腼腆的方，拒绝别人的方式通常是沉默以对，表明他是在保留态度。
“我平时不愿意跟别人发生当面冲突。作为朋友，对对方的做事方式要理解，要有互相的尊重和信任。”方舟子说，“有这么一次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举报人的信息，在方舟子那里是旁人不可碰触的禁区。长年累月，只有他一个人处理投诉来稿。对这些秘而不宣又耗时费力的事务，彭剑曾不以为然，提出可以将那些举报信息移交自己代为处理，方舟子不吭声了。
“打假的来稿都是我一个人在看，举报人的信息，只能是我一个人知道，这也是大家信任我的一个原因。”
处理投诉信息，方舟子自成规矩。每有来信，会下载存储到个人电脑里，邮箱里的信息要删除干净，不做保留。此举缘于之前邮箱被人攻破过，所幸里面的信息事先均已移除，后来他就把密码设置得古怪很多，形同猜谜。
方生活在一个全神贯注的世界里，每天要处理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的举报信息。一般来说，论文、履历造假是比较容易认定的，涉及具体的实验造假，倘无特别渠道，有时则会无从追究，因为无法进入实验室核对原始数据。
“不可能派人去，去了人家也可能不接待你，所以民间打假的局限性就在这儿，权威性不够，被挡在门外也没有办法。”
这种打假事务异常琐碎。按照他本人的兴趣，更愿意一头钻进纯粹的科普、文史写作中去。这些年，他也在逐渐朝此方向转移，新语丝光是投诉来稿就登不完，他要负责核实这些投诉，亲自执笔的打假文章不多了。这是由台前向幕后的转变和接力，而不是退出。
“握紧我的手，让我的图腾烙在你的手上”——2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傍海而居、诗心初萌的闽南少年，就给自己起了“方舟子”这个笔名，意指驾驶两条船的人，一条是科学，一条是文学。那时候小小年纪，他已为自己安排了一生。年纪大了，他不再写诗，但仍以一双诗一样饱满的眼睛，凝视科学那光怪陆离的一隅。他所搭建的新语丝平台，本是用来孕育诗人和温情的地方，如今却满满地戳进了科学界的漏洞之中。双舟并驾，竟是驶往这样一角并不流绮写意的逼仄现实。
“平台建起来了，大家都信任你，你说不干了，对不起大家，很多人会失望……如果这个平台没有了，那些造假的人可能就要松一口气了。”
重建批评之道
文_傅国涌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前现代社会，君权神授，一切都是权力确定的，一切都由一个权威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就没有正常批评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征式的内部谏诤，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独立批评。
在中国，公共性的批评是伴随着近代媒体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议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精神。一旦拥有报纸、刊物这些公共媒体，批评的范围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载体，批评直接诉诸公众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众自己来做判断。
鲁迅与张季鸾，不同的批评模式
虽然，晚清到民国，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权势集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批评空间始终没有中断过，由此产生了鲁迅与张季鸾所代表的不同批评模式。
自“五四”时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鲁迅在20年间发表了大量杂文，展开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不公、不义现象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与许多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进行笔战，以其文学天才和洞察社会的眼睛，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开创了一种独有的文体，成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一个批评样式，受到许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后，杂文在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产生了几代杂文家，邓拓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难能可贵的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杂文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鲁迅就说过，“类似小草在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与文学出发的鲁迅不同，毕生从事新闻业的张季鸾，在生命的最后15年(1926 1941)通过民间报纸《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对许多公众人物都做过批评，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个批评典范。包括最后视他为“国士”、对他极为尊重的蒋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虽然他自称那些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字，早晨还有人读，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复一日的批评文字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也赢得了各方的敬意。
鲁迅和张季鸾，奠定了批评中的杂文传统和时评传统。在整个言论史上，我们还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启超、邵飘萍、邹韬奋、储安平等人)所代表的传统。他们的不同表达方式，都丰富了批评的传统，共同营造了20世纪前半叶千姿百态的批评空间。今天看来，时评传统无疑更为可贵(鲁迅的传统另有他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也是我们更为陌生一些的批评模式，包括胡适、傅斯年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大致上都属于这个传统，他们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们珍视批评的权利，而不滥用这一权利。对于和他们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妥协，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对自己栖身的土地，他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胡适反复告诫以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和张季鸾他们基于无私、无我而确立的《大公报》社评不署名的原则，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里却是相通的。
批评的独立性、开放性、超越性
概而言之，由他们创造的批评传统具有下面这些相似的特点。首先是独立性，如果失去了独立性，站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面，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说话，这样的批评就是不健康的。可以说，相对的独立性是保持正常的公共批评的前提。只要是独立的批评，坦荡无私的批评，哪怕是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季鸾、胡适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批评之所以获得读者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站在民间的独立立场，是以无党无偏之身关心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其次是批评的开放性。批评当然不是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批评本身必须接受而且要经得起批评，被批评对象和其他人都可以阐明各自的理由，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由公众作出评判。相反，不允许批评，先验地确定某种观点是天然正确的，是真理的化身，人们只能无条件接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仍然要为批评的权利辩护，换句话说，没有人、没有一种力量具有批评的豁免权。
第三，批评要具有超越性，不能诽谤，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仅要避免狭隘的个人恩怨，同时要避免因为不同价值立场而做出简单的评判，更不能滥用批评的权利，借批评来谋取利益。林白水是一位著名报人，曾经主办过《社会日报》等报纸，1926年因言获罪，遭军阀张宗昌枪决，成为言论史上的烈士，他的死固然可以证明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不可靠的，但另一方面，与他同时代、有不同倾向的报业同行对他利用手中媒体向官僚、政客要价、勒索的行为也有看法，龚德柏回忆录甚至认为军阀杀他恰好成就了他的美名。本来与他合作办报的胡政之，认为他这样做早晚要出事，与他分道扬镳。同是1926年殉难的邵飘萍自办《京报》时的一些做法，包括收过一些军阀的钱，以及与冯玉祥的关系太密切、卷入郭松龄倒奉事件等，也颇招人非议。在肯定邵飘萍、林白水为新闻自由殉身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不必避讳他们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超越性不够。批评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线，立足于事实，更要超越于现实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评很可能会走样乃至变质。
批评语言
同为报人出身的陈布雷在悼念老友张季鸾时，推许他“眼光四射，论旨周匝，从不作谩骂之文，亦无敷衍之作”。由张季鸾所开创的老《大公报》批评传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健全的批评范式，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批评语言，其特点不同于早期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感情的汪洋恣肆，不同于陈独秀那种断不容对手有商量讨论之余地的霸气，更不同于鲁迅冷峻深刻的嘲讽笔法，而接近于胡适那种浅白、温和、得寸进寸的文风。不谩骂，不冷嘲，不讥讽，而是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的态度，堂堂正正、直截了当地直面问题。
对于这种批评语言的特色，张季鸾做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他曾对继他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说过写评论的秘诀，就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在受到张季鸾直接影响的王芸生、徐铸成、许君远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批评语言的某些影子。
我以为，张季鸾式的批评语言，更多地强调善意、诚意，尽可能地避免情绪化和狭隘的偏见，防止幽暗心理、仇恨意识毒化正常的公共批评。这样的批评哪怕最尖锐，被批评者也容易倾听，尽管不一定接受。我们固然需要锋利之笔、尖锐之文，我们更需要忠厚之文和钝拙之笔。老实说，难得的并不是锋利和尖锐，而是忠厚和钝拙。
一种充满善意、诚意和负责任的批评语言，可以铸造出一种健康的批评风气，最大限度地体现批评重塑社会的可能性。民间报纸《大公报》成为引领当年舆论导向的重要媒体，其影响远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之上，蒋介石自称每天先翻《大公报》，张季鸾的评论是必读的，在他手里成熟的批评语言和稳健的批评风格，无疑拓宽了那个时代的批评空间。
语言确乎是有力量的。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前，哈维尔获得德国书商协会所颁发的和平奖，他在题为《说文解字》的书面演说词中强调语言是万物之始，语言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我们才成为人类。语言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语言能在黑暗的王国中，发挥光芒的力量。同样地，语言也能成为夺命的利箭，或陷阱、圈套。一个社会，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成为主流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和向度。同样，有什么样的批评语言，基本上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批评状态。无须讳言，我们眼下的批评状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种可以成为时代标杆的批评语言也尚未形成，这不是证明我们批评空间太大了，而恰恰证明批评空间的不足，批评还没有成为我们每日的生命，媒体的批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健全的批评空间还有待媒体、公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去共同拓展。
重建批评之道
鲁迅曾说自己不喜欢做皇帝，原因之一，做了皇帝，只能听见一片“Yes”声，再也听不见有人说“No”了，很没意思(大意如此)。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就是要允许批评，包括自下而上的批评在内。这一点，就连实际上容不得批评的斯大林也明白，他曾说过，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5%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100%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任何对于批评的压制，无论来自哪一种力量，都是无法接受的。最近在一位老先生的文章中看到，1953年，一位曾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因为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被中共中央发现，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并立即通报全国，宣布“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
一个处处压制批评，乃至完全不允许批评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怕、可悲和可怜的，那里最终将剩下一种声音，到处是对强者、对权势的赞美、膜拜和谄媚，100%的同意，没有不同的意见，排除了任何批评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不再有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将失去生机和进步的动力。
批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批评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无批评，即无文明。一个有利于批评的环境，或者说一个健康的批评空间，首先有赖于制度的建设，不仅以法律来确立包括公民、媒体在内的批评权利，而且保障这个权利不打折扣地在现实中实施，使自下而上的批评也能畅通无阻。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才有可能逐渐培育起一种良性的批评风气，人们在行使批评权利的时候，都能做到不偏，不滥，坚持一种负责任的心态。批评是权利，也是责任。这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恪守的。
上个世纪前半叶，张季鸾们建立的批评之道，不仅为新闻从业者，也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出色的榜样，可惜这个传统曾经断裂，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熟悉的要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么是“文革”式的大批判，那都不是真正的批评，无助于一个批评空间的建立。重建阳光下的批评之道，就是回归张季鸾的传统，回到他一生致力的那种批评语言，而不是杂文式的嘲讽，“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本文地址: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8/30/2359189_0.shtml
2010年9月5日星期日
国际歌
| 《国际歌》完整版 | |||
| 作者：欧仁 鲍狄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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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日星期一
一蹲40年至今还在精神病院的反革命的一家
我一直在了解世界上因反对政府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人，也许有人说，南非的曼德拉27个春秋，但与我认识的反革命党志浩先生以经40多年相比时间还差很多，并且党志浩至今还在内蒙古，包头北方医院的精神病科用铁窗，铁门与世隔绝，他是因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街头演讲，号召人民觉醒“推翻中共的独裁暴政统治”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一个漂亮的女儿在20多岁的时候，被逼跳楼，妻子一直在北京上访多次被打，吐血死在家中，家中的墙壁都是血，10几岁的女儿求路人用门板把母亲抬走，草草的掩埋。我每当想起这一家的悲惨，我总是控制不住的留下眼泪，我今后会不断的把这段真实至今还在发生故事讲给世人，也希望有能力的人给他们一家人关注。也许在这个世上还有更悲惨的被迫害的故事，也希望朋友们能讲述出来，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爱心来帮助他们。
我了解党志浩是从70年代他在我们当地的百货大楼前发表演讲开始的，那时我很小，围着很多人我也只是其中的一员，他所演讲的内容我根本就听不懂，也就是看个热闹。后来听说被来了很多带着红袖章的工人民兵把党志浩五花大绑捆起来带走了，后来大一点的人说，他叫党志浩，是个反革命。演讲的内容是要求吃饱饭，向美国学习。我认为他很了不起，能懂得那么多的东西。又过了很多年无意中听说，党志浩疯了。人们都叫党疯子，被关在北方医院的精神科。
我与党家人的接触是在1997年了，那时我有个律师工作室，因案件太多，很忙需要助理，我就在当地的报纸做了一个招聘广告，有一个当事人就介绍了一个女孩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一看很漂亮，长的象外国人，高鼻梁，凹眼，身高165，身材也很苗条，28岁左右，她介绍姓党，名萍。我也就同意留下了她。
一次朋友请吃饭，我也就顺便把党萍叫上一起吃饭，
我了解党志浩是从70年代他在我们当地的百货大楼前发表演讲开始的，那时我很小，围着很多人我也只是其中的一员，他所演讲的内容我根本就听不懂，也就是看个热闹。后来听说被来了很多带着红袖章的工人民兵把党志浩五花大绑捆起来带走了，后来大一点的人说，他叫党志浩，是个反革命。演讲的内容是要求吃饱饭，向美国学习。我认为他很了不起，能懂得那么多的东西。又过了很多年无意中听说，党志浩疯了。人们都叫党疯子，被关在北方医院的精神科。
我与党家人的接触是在1997年了，那时我有个律师工作室，因案件太多，很忙需要助理，我就在当地的报纸做了一个招聘广告，有一个当事人就介绍了一个女孩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一看很漂亮，长的象外国人，高鼻梁，凹眼，身高165，身材也很苗条，28岁左右，她介绍姓党，名萍。我也就同意留下了她。
一次朋友请吃饭，我也就顺便把党萍叫上一起吃饭，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讲述我进过的监狱
2010年7月28日星期三
含泪相劝三博士
最近的博士门事件很有娱乐性。但又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不论结局如何，都会促进国人对道德和诚信的思考和诉求。对打击中国社会各界的造假行骗之风起到正面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神州大地上博士无数，年产博士已跃居世界第一。这没什么稀奇，“咱家老姑奶奶多，表叔就多”。博士虽多，其中最为佼佼者，不过三人而已。但是，佼佼者易污，尧尧者易折。当此博士门闹剧愈演愈烈之际，这三人的状况不容乐观，其中一人已经掉入茅坑，另外两人也身置边缘。从这三人目前的举措来看，证明了“当局者迷”是条不破之真理。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特此诚心相劝数语，以期三位博士翻然猛醒，割爱自救。
秋雨大师教导我们，若相劝，必先含泪。不含泪无以示立场，不含泪无以见真诚。 所以，我就先去灶间切了几颗洋葱，才回来写了下面这几段话。
1。 含泪一劝唐博士
这件事由你而起。你说你现在很烦。我看岂止很烦，愁悔交加亦不为过。不用内窥镜，我也能看出你现在肠子的颜色。“问骏能有几多愁，恰似一位太监上青楼”。楼是上去了。但是被一个姓方的发现你那个玩意儿是个塑料的，上面仅一束野鸡毛而已。很多人说你还是很有能力的，可是，有能力的人还需要弄个塑料玩意儿吗?
你现在该怎么办呢? 无非两条路。
一是绝不认输。你可能心存侥幸，认为这是最佳出路，反正已经掉入茅坑了，索性拒不认帐，一路死抗。于是变成了石头，不仅又臭又硬，而且很黄很暴力。这样的话，全国人民就真不待见你了。
第二条路是承认造假行为，坦诚道歉。我劝你把眼光放远。走这条路。事实上，即便你栽了，还是为民族工商业作出了贡献，以前的贡献已经被你宣讲了无数遍了。你没说的贡献是这几天才发生的。比如你令卖橡皮的商人们发了一笔。你还断了西太大在中国的生财邪路。虽说你的书也不会再版了，但是收藏升值的潜力增大了。
千万要想开一点儿。其实，你落到今天这般田地，也不能全都怪你。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部分地为你买单。这一点已有无数议论，我就不赘述了。只想指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情况。那就是“总裁”一词的英汉翻译。我觉得这个词儿在某种意义上害了你。“President"在美国可以是奥巴马，也可以是一个小学校长，还可以是一个社区桥牌俱乐部的头头儿。当一家洋人的企业来到了中国开拓市场的时候，也许派来的负责人仅仅是个副处级干部。但也抗着“President”的头衔儿。翻译过来就是“总裁”。这个词儿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是极有份量的。
曾几何时，全中国人民只知道有一个人堪称总裁，那就是蒋总裁。“总裁手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每当听到这四个字，多少人要轰的一声起立敬礼。现如今来了个很能“喻”(亦或“娱”)的唐总裁，前面还捎着一串儿“微软”“中国”“荣誉”“终生”“职业”之类的形容词，就难怪人民群众要晕菜了。捧你为皇帝，也就情有可原了。你也就真以为自己是九五之尊，在忽悠全国人民的同时把自己也忽悠了。我曾看了一眼你的讲演录像，只见你当时口吐莲花，上嘴唇连着天，下嘴唇接着地，脸在哪儿? 没瞧见。
现在，其羊已亡，是补牢的时候了。认了错，道了歉，还是好同志。人生就是一场赌博。要学会认赌服输。赌徒作弊，就是老千，老千回头，就是刘谦。骗子和魔术师的根本区别在于，魔术师向世人坦诚宣告他的把戏是假的，然后再把全国人民都骗了，然后全国人民还会为你热烈鼓掌，然后你还是成功的。然后你还可以成为青年导师，因为反面教材也是教材，仍然可以大量复制，人手一册。青年们仍然可以从你那儿学到东西。而且，在将来的讲台上，你又多了个英雄断臂自救的故事，岂不美哉? 人有丑闻在所难免，关键在于他面对丑闻的态度。软下身段儿来，说几句软话儿，坏不了你的大事。与其硬挺着作茅坑里的石头，不如当一块儿豆腐。会被好心人捞将上来，放在油锅里炸一下，还会招来不少食客。
何去何从，望骏慎思。
2。 含泪二劝习博士
习博士殿下，给您请夏安了。
其实我知道您今夏是不安的。外国有个微软，中国有个联想。现在国人由微软的唐博士联想到你习博士了。您那个博士是个什么成色，您自己心里有数，凡在国子监寒窗苦读过的监生贡生们心里更有数。他们不服啊！现在麻烦来了，您的肠子应该和唐博士的一样颜色了。
与唐骏的动机相比，您对博士的追求令人费解。唐骏当年是一介布衣，搞张联络图来，也许为了将来弄个团长旅长干干。可您当年已经是闽粤总督了，还要那份儿劳什子做甚? 说您是为了学问，打死谁都不会相信。读博士作学问，首先要有作学问的底子和资质，然后要耐得住数年的寂寞。您的工农兵学历和外放大员的身份明确地告诉世人，您既没有那个底子，更无法耐住寂寞。想捞个清华的博士，您是天不时地不利，只有靠人和。
但遗憾的是，唐博士可以说他的加州理工博士是编辑们吃错了药后奉献的。您习博士却不能说您的文凭是捧臭脚的奴才们主动进贡的。您更无资格说弄这个博士是“阔小姐开窑子，纯为图个乐儿”。
我想最可能的原因，也许是您自知未学先仕，缺乏底气，急欲在翰林院补个名头。也许您的清华博士真帮您在顶戴花羚上又添上了两羽，毕竟它非野鸡所生。可您始料未及的是，您后来竟然被钦定为储君。盛名之下，您就当上了如今官场“仕而优则学”大潮中的“带头大哥”。看过天龙八部的都知道，带头大哥不是好当的，带着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永远被良心折磨。
“非翰林不入内阁”，是确有其事的，此乃祖制。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比如习博士太爷爷辈儿的前任，钦差林则徐，就是从翰林院出来的。那时的朝廷再腐败，也不敢在科举上胡来。乡试作假要砍脑壳，殿试作假要腰斩。想直入翰林院，非一甲进士不可。二三甲进士尚需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才成。相比之下，当今的储君和大小朝廷命官们，你们在诚信科考这一点上，连大清的同行都不如啊，不汗颜吗！
现在，摆在习博士面前的也是两条路。
一条路是保持沉默，然后责令刑部去把媒体们和谐一下。再让邸报发表一篇“能力是检验学历的唯一标准”的檄文，就算完事儿了。这是您最可能走的路。凡头上插着野鸡毛的，也都盼望着您走这条路。但是，这条路的后果很严重，要么没有人再敢说自己是博士，要么人人都敢说自己是博士。从此读书无用，造假有理。习博士您对博士学位的再定义就可以名垂青史了。
第二条路是主动摘掉您的博士帽。并成立独立的评审机构，对衙门里的官员，凡是在职期间取得博士学位者，逐一进行严格的匿名评审。不合格者取消资格。既然朝廷对官员们的财产都嚷嚷着要盘查了。相比之下，审查官员们的学历要比翻出他们藏在各处老鼠洞里的银子容易的多了。这条路是一条光明大道。我这厢含泪顿首，恳请殿下明察。请还给“博士”这一名称它应有的学术尊严。这不仅是对学问的尊重，也是对诚信的尊重。此举于国于民，于您的声望，有百利而无一害。
您要知道，对您的继位，很多老百姓是有看法的。百姓们平日里总嫌自己的子女们长大了还依赖父母，买房买车托儿费都要爹娘掏腰包。于是就给子女这一代起了个名字叫“啃老族”。其实，百姓们心里都明白，中国当今啃老族的带头大哥还是您习博士。您若是没有个老习在后面让您啃着，能从府台道台藩台干得一路青云，直至皇储吗?
背着两个带头大哥的名声登基。您不觉得心虚吗? 显然，当啃老族带头大哥已经是没有法子的事了。但您可以丢弃另一个带头大哥的劣名。您若能整肃“仕而优则学”的歪风，拔除混在官员们顶戴花羚里的野鸡毛。那您就会给社稷带来一丝清明，给老百姓带来一点儿希望。也会让老百姓用另一只眼睛好好看看您。
当然，您这么折腾的唯一风险，是储君可能当不成了。那又怎样?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听歌舞。您好福气啊，园子都不用去，家里就有位将军级的歌后给您唱。还不知足吗?
说到将军级的歌后，我就再含泪多一句嘴。您在整肃“仕而优则学”的同时，最好捎带着把尊夫人的中将级军衔也免了吧。舞而优则校，唱而优则将，每多唱几年“希望的田野上”肩膀上就多一颗星星。这比“仕而优则学”还要来得可笑。虽说封的是“文职”，不一样在糟蹋军饷吗? 而且是将军级的。都什么年代了，在媒体网路及各种娱乐团体和形式如此发达的今天，专职为士兵们加油打气的文工团早没必要了。除非文工团员们还有其他的“任务”。
甭管什么任务，保家卫国金戈铁马是男人们的事儿。前一阵子，朝廷竟派了些能歌善舞的女将军们到台湾献演，美其名曰统一战线。现在黄海那边儿有些火药味，不妨再派将军们冲着母舰上的美国鬼子高歌一曲，看看能否退敌。过去的朝廷羸弱，打不过人家，就只好送一些王昭君去，祈求和平。现在不是盛世崛起了吗? 那就让女人远离兵戎吧。否则，就真应了昭君这句戏词儿了：“退敌和番都要妾，不知何处用将军？”
习殿下，您登基在即，这第一步可要走好啊！
3。 含泪三劝毛博士
毛博士夏安了。
我猜想你若今夏也有所不安，倒未必是博士门闹的，恐怕与你的体重有关。
与上述两位博士相比，你的博士帽水分最少。好歹你也曾坐了几年的冷板凳。只是你的博士帽戴得有些歪。再配上你那不衫不履的军容，实在是有损我军的光辉形象。
据说你的博士论文和现在的研究方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可是从你每次政协会上暴出的五花八门的提案来看，你实在是有些不着四六，不务正业。我看到的你最靠谱的提案是建议用毛主席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来指导现代化战争。我不懂军事也不了解你的研究水平如何，但我想朝廷既然给了你兵部的差事，高就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部长，一定是有其用意的。希望你不要四处乱吃，八方题字。枉负了你的博士帽。潜下心来好好地作研究吧，下一次美国鬼子或俄国毛子打进来了，是地道战管用，还是地雷战好使。就全靠你的研究成果了。
我这里含泪劝你割爱，不是让你扔博士帽。而是希望你扔了那句“我爷爷”的口头禅。
每当看到你张嘴闭嘴地“我爷爷如何如何”，我就心如刀绞。因为，你的拳拳孙子之心，虽然日月可昭，但是毛主席不认你这个孙子之意，也是天地可鉴的。
按理说，平常人家的老爷，听到孙子生出来了，一定是大喜过望，必令家人马上抱上堂来，好生亲抚一番，再合影留念，尽享天伦之乐。可是你呢? 自打你生出来，一个城里住着，老人家竟一次都不愿见你。如今你竟连一张和老人家的合影都没有。这正常吗? 他老人家根本就无视你的存在呀。
你妈说你的名字是老人家起的并以此证明老人家是认了你的。谁能证明呢? 可有张不是来自“东太大”的白纸黑字? 玉凤那里连皇上今儿进了些什么，明儿拉了些什么都记载的清清楚楚，给皇孙起名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就一点儿记录都没有呢?
有人说你妈不敢带你进宫见驾是怕江青的迫害，这就更令人笑掉大牙了。毛主席何许人也，他想认个孙子，看看孙子，江青敢叫板吗? 连毛侄远新江青都使劲儿的巴结，更不要说毛孙了。设想一下，她要是把你笼络住了，毛驾崩后她再令起诸候来，不更省事儿吗?
还有人说主席身体欠佳所以不便见孙子，这也是胡扯。你出生之后，正是老人家频繁接见亚非拉元首的时候。难道老人家宁愿把哈喇子留在马科斯夫人的玉手上，也不愿亲亲自己孙子那可爱的小胖脸蛋儿吗?
孩子，你醒醒吧。你想要个爷爷，可没人拿你当孙子啊！
话至此处，我的热泪已经在夺眶了。
其实，在毛主席心中，能传承自己的真正后代，仅毛岸英一脉，其他的，统统不认。早在五十年代的庐山会议上，老人家就向全党宣布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自打那时起，老人家就彻底做了孤家寡人。什么儿子孙子的，一概没有。
毛博士，听我一句劝，俗话说上杆子的不是买卖。既然老人家不认咱，咱就别腆着脸非票上这门亲戚不可。咱们有点儿志气，不当这孙子也罢！
你仍然可以认真研究主席的思想，脱了这层干系，你的研究才会不偏不倚，才会更有些水准，才不会落入子为父隐的窠臼。
。。。
行了，打了这许多字，我也累了。三位博士，好自为之吧。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神州大地上博士无数，年产博士已跃居世界第一。这没什么稀奇，“咱家老姑奶奶多，表叔就多”。博士虽多，其中最为佼佼者，不过三人而已。但是，佼佼者易污，尧尧者易折。当此博士门闹剧愈演愈烈之际，这三人的状况不容乐观，其中一人已经掉入茅坑，另外两人也身置边缘。从这三人目前的举措来看，证明了“当局者迷”是条不破之真理。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特此诚心相劝数语，以期三位博士翻然猛醒，割爱自救。
秋雨大师教导我们，若相劝，必先含泪。不含泪无以示立场，不含泪无以见真诚。 所以，我就先去灶间切了几颗洋葱，才回来写了下面这几段话。
1。 含泪一劝唐博士
这件事由你而起。你说你现在很烦。我看岂止很烦，愁悔交加亦不为过。不用内窥镜，我也能看出你现在肠子的颜色。“问骏能有几多愁，恰似一位太监上青楼”。楼是上去了。但是被一个姓方的发现你那个玩意儿是个塑料的，上面仅一束野鸡毛而已。很多人说你还是很有能力的，可是，有能力的人还需要弄个塑料玩意儿吗?
你现在该怎么办呢? 无非两条路。
一是绝不认输。你可能心存侥幸，认为这是最佳出路，反正已经掉入茅坑了，索性拒不认帐，一路死抗。于是变成了石头，不仅又臭又硬，而且很黄很暴力。这样的话，全国人民就真不待见你了。
第二条路是承认造假行为，坦诚道歉。我劝你把眼光放远。走这条路。事实上，即便你栽了，还是为民族工商业作出了贡献，以前的贡献已经被你宣讲了无数遍了。你没说的贡献是这几天才发生的。比如你令卖橡皮的商人们发了一笔。你还断了西太大在中国的生财邪路。虽说你的书也不会再版了，但是收藏升值的潜力增大了。
千万要想开一点儿。其实，你落到今天这般田地，也不能全都怪你。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部分地为你买单。这一点已有无数议论，我就不赘述了。只想指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情况。那就是“总裁”一词的英汉翻译。我觉得这个词儿在某种意义上害了你。“President"在美国可以是奥巴马，也可以是一个小学校长，还可以是一个社区桥牌俱乐部的头头儿。当一家洋人的企业来到了中国开拓市场的时候，也许派来的负责人仅仅是个副处级干部。但也抗着“President”的头衔儿。翻译过来就是“总裁”。这个词儿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是极有份量的。
曾几何时，全中国人民只知道有一个人堪称总裁，那就是蒋总裁。“总裁手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每当听到这四个字，多少人要轰的一声起立敬礼。现如今来了个很能“喻”(亦或“娱”)的唐总裁，前面还捎着一串儿“微软”“中国”“荣誉”“终生”“职业”之类的形容词，就难怪人民群众要晕菜了。捧你为皇帝，也就情有可原了。你也就真以为自己是九五之尊，在忽悠全国人民的同时把自己也忽悠了。我曾看了一眼你的讲演录像，只见你当时口吐莲花，上嘴唇连着天，下嘴唇接着地，脸在哪儿? 没瞧见。
现在，其羊已亡，是补牢的时候了。认了错，道了歉，还是好同志。人生就是一场赌博。要学会认赌服输。赌徒作弊，就是老千，老千回头，就是刘谦。骗子和魔术师的根本区别在于，魔术师向世人坦诚宣告他的把戏是假的，然后再把全国人民都骗了，然后全国人民还会为你热烈鼓掌，然后你还是成功的。然后你还可以成为青年导师，因为反面教材也是教材，仍然可以大量复制，人手一册。青年们仍然可以从你那儿学到东西。而且，在将来的讲台上，你又多了个英雄断臂自救的故事，岂不美哉? 人有丑闻在所难免，关键在于他面对丑闻的态度。软下身段儿来，说几句软话儿，坏不了你的大事。与其硬挺着作茅坑里的石头，不如当一块儿豆腐。会被好心人捞将上来，放在油锅里炸一下，还会招来不少食客。
何去何从，望骏慎思。
2。 含泪二劝习博士
习博士殿下，给您请夏安了。
其实我知道您今夏是不安的。外国有个微软，中国有个联想。现在国人由微软的唐博士联想到你习博士了。您那个博士是个什么成色，您自己心里有数，凡在国子监寒窗苦读过的监生贡生们心里更有数。他们不服啊！现在麻烦来了，您的肠子应该和唐博士的一样颜色了。
与唐骏的动机相比，您对博士的追求令人费解。唐骏当年是一介布衣，搞张联络图来，也许为了将来弄个团长旅长干干。可您当年已经是闽粤总督了，还要那份儿劳什子做甚? 说您是为了学问，打死谁都不会相信。读博士作学问，首先要有作学问的底子和资质，然后要耐得住数年的寂寞。您的工农兵学历和外放大员的身份明确地告诉世人，您既没有那个底子，更无法耐住寂寞。想捞个清华的博士，您是天不时地不利，只有靠人和。
但遗憾的是，唐博士可以说他的加州理工博士是编辑们吃错了药后奉献的。您习博士却不能说您的文凭是捧臭脚的奴才们主动进贡的。您更无资格说弄这个博士是“阔小姐开窑子，纯为图个乐儿”。
我想最可能的原因，也许是您自知未学先仕，缺乏底气，急欲在翰林院补个名头。也许您的清华博士真帮您在顶戴花羚上又添上了两羽，毕竟它非野鸡所生。可您始料未及的是，您后来竟然被钦定为储君。盛名之下，您就当上了如今官场“仕而优则学”大潮中的“带头大哥”。看过天龙八部的都知道，带头大哥不是好当的，带着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永远被良心折磨。
“非翰林不入内阁”，是确有其事的，此乃祖制。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比如习博士太爷爷辈儿的前任，钦差林则徐，就是从翰林院出来的。那时的朝廷再腐败，也不敢在科举上胡来。乡试作假要砍脑壳，殿试作假要腰斩。想直入翰林院，非一甲进士不可。二三甲进士尚需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才成。相比之下，当今的储君和大小朝廷命官们，你们在诚信科考这一点上，连大清的同行都不如啊，不汗颜吗！
现在，摆在习博士面前的也是两条路。
一条路是保持沉默，然后责令刑部去把媒体们和谐一下。再让邸报发表一篇“能力是检验学历的唯一标准”的檄文，就算完事儿了。这是您最可能走的路。凡头上插着野鸡毛的，也都盼望着您走这条路。但是，这条路的后果很严重，要么没有人再敢说自己是博士，要么人人都敢说自己是博士。从此读书无用，造假有理。习博士您对博士学位的再定义就可以名垂青史了。
第二条路是主动摘掉您的博士帽。并成立独立的评审机构，对衙门里的官员，凡是在职期间取得博士学位者，逐一进行严格的匿名评审。不合格者取消资格。既然朝廷对官员们的财产都嚷嚷着要盘查了。相比之下，审查官员们的学历要比翻出他们藏在各处老鼠洞里的银子容易的多了。这条路是一条光明大道。我这厢含泪顿首，恳请殿下明察。请还给“博士”这一名称它应有的学术尊严。这不仅是对学问的尊重，也是对诚信的尊重。此举于国于民，于您的声望，有百利而无一害。
您要知道，对您的继位，很多老百姓是有看法的。百姓们平日里总嫌自己的子女们长大了还依赖父母，买房买车托儿费都要爹娘掏腰包。于是就给子女这一代起了个名字叫“啃老族”。其实，百姓们心里都明白，中国当今啃老族的带头大哥还是您习博士。您若是没有个老习在后面让您啃着，能从府台道台藩台干得一路青云，直至皇储吗?
背着两个带头大哥的名声登基。您不觉得心虚吗? 显然，当啃老族带头大哥已经是没有法子的事了。但您可以丢弃另一个带头大哥的劣名。您若能整肃“仕而优则学”的歪风，拔除混在官员们顶戴花羚里的野鸡毛。那您就会给社稷带来一丝清明，给老百姓带来一点儿希望。也会让老百姓用另一只眼睛好好看看您。
当然，您这么折腾的唯一风险，是储君可能当不成了。那又怎样?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听歌舞。您好福气啊，园子都不用去，家里就有位将军级的歌后给您唱。还不知足吗?
说到将军级的歌后，我就再含泪多一句嘴。您在整肃“仕而优则学”的同时，最好捎带着把尊夫人的中将级军衔也免了吧。舞而优则校，唱而优则将，每多唱几年“希望的田野上”肩膀上就多一颗星星。这比“仕而优则学”还要来得可笑。虽说封的是“文职”，不一样在糟蹋军饷吗? 而且是将军级的。都什么年代了，在媒体网路及各种娱乐团体和形式如此发达的今天，专职为士兵们加油打气的文工团早没必要了。除非文工团员们还有其他的“任务”。
甭管什么任务，保家卫国金戈铁马是男人们的事儿。前一阵子，朝廷竟派了些能歌善舞的女将军们到台湾献演，美其名曰统一战线。现在黄海那边儿有些火药味，不妨再派将军们冲着母舰上的美国鬼子高歌一曲，看看能否退敌。过去的朝廷羸弱，打不过人家，就只好送一些王昭君去，祈求和平。现在不是盛世崛起了吗? 那就让女人远离兵戎吧。否则，就真应了昭君这句戏词儿了：“退敌和番都要妾，不知何处用将军？”
习殿下，您登基在即，这第一步可要走好啊！
3。 含泪三劝毛博士
毛博士夏安了。
我猜想你若今夏也有所不安，倒未必是博士门闹的，恐怕与你的体重有关。
与上述两位博士相比，你的博士帽水分最少。好歹你也曾坐了几年的冷板凳。只是你的博士帽戴得有些歪。再配上你那不衫不履的军容，实在是有损我军的光辉形象。
据说你的博士论文和现在的研究方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可是从你每次政协会上暴出的五花八门的提案来看，你实在是有些不着四六，不务正业。我看到的你最靠谱的提案是建议用毛主席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来指导现代化战争。我不懂军事也不了解你的研究水平如何，但我想朝廷既然给了你兵部的差事，高就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部长，一定是有其用意的。希望你不要四处乱吃，八方题字。枉负了你的博士帽。潜下心来好好地作研究吧，下一次美国鬼子或俄国毛子打进来了，是地道战管用，还是地雷战好使。就全靠你的研究成果了。
我这里含泪劝你割爱，不是让你扔博士帽。而是希望你扔了那句“我爷爷”的口头禅。
每当看到你张嘴闭嘴地“我爷爷如何如何”，我就心如刀绞。因为，你的拳拳孙子之心，虽然日月可昭，但是毛主席不认你这个孙子之意，也是天地可鉴的。
按理说，平常人家的老爷，听到孙子生出来了，一定是大喜过望，必令家人马上抱上堂来，好生亲抚一番，再合影留念，尽享天伦之乐。可是你呢? 自打你生出来，一个城里住着，老人家竟一次都不愿见你。如今你竟连一张和老人家的合影都没有。这正常吗? 他老人家根本就无视你的存在呀。
你妈说你的名字是老人家起的并以此证明老人家是认了你的。谁能证明呢? 可有张不是来自“东太大”的白纸黑字? 玉凤那里连皇上今儿进了些什么，明儿拉了些什么都记载的清清楚楚，给皇孙起名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就一点儿记录都没有呢?
有人说你妈不敢带你进宫见驾是怕江青的迫害，这就更令人笑掉大牙了。毛主席何许人也，他想认个孙子，看看孙子，江青敢叫板吗? 连毛侄远新江青都使劲儿的巴结，更不要说毛孙了。设想一下，她要是把你笼络住了，毛驾崩后她再令起诸候来，不更省事儿吗?
还有人说主席身体欠佳所以不便见孙子，这也是胡扯。你出生之后，正是老人家频繁接见亚非拉元首的时候。难道老人家宁愿把哈喇子留在马科斯夫人的玉手上，也不愿亲亲自己孙子那可爱的小胖脸蛋儿吗?
孩子，你醒醒吧。你想要个爷爷，可没人拿你当孙子啊！
话至此处，我的热泪已经在夺眶了。
其实，在毛主席心中，能传承自己的真正后代，仅毛岸英一脉，其他的，统统不认。早在五十年代的庐山会议上，老人家就向全党宣布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自打那时起，老人家就彻底做了孤家寡人。什么儿子孙子的，一概没有。
毛博士，听我一句劝，俗话说上杆子的不是买卖。既然老人家不认咱，咱就别腆着脸非票上这门亲戚不可。咱们有点儿志气，不当这孙子也罢！
你仍然可以认真研究主席的思想，脱了这层干系，你的研究才会不偏不倚，才会更有些水准，才不会落入子为父隐的窠臼。
。。。
行了，打了这许多字，我也累了。三位博士，好自为之吧。
2010年7月17日星期六
讲一维权实例看中国工人特色
讲一维权实例看中国工人特色。
背景交代：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内蒙北方公司工作，北方公司是特大型国有企业，直属中央管辖，厂长（现称董事长和经理）直接由国务院总理任命，职工与家属大约在10万左右，我是这家企业的一名机修钳工。
维权事因与经过：
维权起因是职工岗位保健待遇的不合理，我所在岗位一个热处理加工车间，有人工500人左右。职工保健分：甲，乙，丙，丁。工作一线甲级保健，领导办公室后勤人员乙级，机修等辅助工为丙级。这样的分配持续了40年不变，
作为辅助工都对这一分配的感到不合理，因为我们是与一线工人一起工作的，可待遇却不同，办公室和后勤远离工作现场却都还拿着乙级，但工人都是发发牢骚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那年5月的一天，许多工人在一起闲聊，提起这个不合理的保健，工人各个义愤填膺，说我们工人要联合起来维护我们的权利，同一个声音高喊“对”！群情激愤，有拍桌子的，有高喊的，都一致要找总厂厂长讲理去。人群开始行动向车间的大门外涌去，我也在其中走到了车间的大门外，人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我问跟出来的人，那些人呢？他们说很多都去厕所了，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上厕所的人还没有出来，我们就不等了，我们车间距离总厂办公楼有大约500米的距离，一起去的人在这500米的路上哩哩啦啦，磨磨蹭蹭，等到了办公区还有4-5个人，等进入办公楼就2个人了，我和一个转业军人，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为部队立过功的转业军人，他脸已经发白，腿也有些抖，我问他是你说还是我说，这个老转嘴唇已经抖擞的磕巴了，我走到厂长的门前开始敲门，最后这转业军人说要撒尿转头就跑了。所幸那天没有遇到秘书挡驾，我很顺利的见到了这位工厂中人人恐惧的厂长，我说明了我要反映的问题，厂长当我的面拿起电话打到了我们的车间核实了我反映的问题。告诉我回去吧。
我走出了办公楼这些工人也都纷纷从办公楼的附近的小树林出来，围着我问怎么样了，说了什么。我告诉他们等消息。
我刚进车间，文书就通知我车间主任让我去办公室，我去见了主任，主任问说了什么，我告诉主任还是我们反映多次的老问题，主任笑了笑让你回去了。
后记
月末开支我们的工资单保健一栏已经升为乙级，工人们都满意了。年末工厂给工人涨工资，名额是90%，我没有份，我找主任问什么原因，主任告诉我是工会不同意，我找到工会，我们的工会主席姓毛，我们叫他毛主席，毛主席告诉我：“没有经过工会批准，带头挑动工人闹事在工人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工人反映强烈，所以这次不给你涨工资是对你的一个教育。我怒视着毛主席说你太伟大了，谢谢你深刻的教育，你们只配我用后门放出的声音和你们对话。我离开工会办公室狠狠的拽上了门。
我向人工们诉说了我的不幸，我工人好朋友一致说我傻，出那个头干嘛！倒霉的不是你吗？谁管你。不好的工人都骂我活该，出风头的下场。
（题外话：这个厂长，据说是有点来头，听说最早天津飞鸽自行车厂就有他们家的股份，是个资本家出身，工厂人都叫他张黑子，因他总是黑着脸，没有笑容，他很敢免基层领导的职）。
背景交代：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内蒙北方公司工作，北方公司是特大型国有企业，直属中央管辖，厂长（现称董事长和经理）直接由国务院总理任命，职工与家属大约在10万左右，我是这家企业的一名机修钳工。
维权事因与经过：
维权起因是职工岗位保健待遇的不合理，我所在岗位一个热处理加工车间，有人工500人左右。职工保健分：甲，乙，丙，丁。工作一线甲级保健，领导办公室后勤人员乙级，机修等辅助工为丙级。这样的分配持续了40年不变，
作为辅助工都对这一分配的感到不合理，因为我们是与一线工人一起工作的，可待遇却不同，办公室和后勤远离工作现场却都还拿着乙级，但工人都是发发牢骚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那年5月的一天，许多工人在一起闲聊，提起这个不合理的保健，工人各个义愤填膺，说我们工人要联合起来维护我们的权利，同一个声音高喊“对”！群情激愤，有拍桌子的，有高喊的，都一致要找总厂厂长讲理去。人群开始行动向车间的大门外涌去，我也在其中走到了车间的大门外，人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我问跟出来的人，那些人呢？他们说很多都去厕所了，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上厕所的人还没有出来，我们就不等了，我们车间距离总厂办公楼有大约500米的距离，一起去的人在这500米的路上哩哩啦啦，磨磨蹭蹭，等到了办公区还有4-5个人，等进入办公楼就2个人了，我和一个转业军人，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为部队立过功的转业军人，他脸已经发白，腿也有些抖，我问他是你说还是我说，这个老转嘴唇已经抖擞的磕巴了，我走到厂长的门前开始敲门，最后这转业军人说要撒尿转头就跑了。所幸那天没有遇到秘书挡驾，我很顺利的见到了这位工厂中人人恐惧的厂长，我说明了我要反映的问题，厂长当我的面拿起电话打到了我们的车间核实了我反映的问题。告诉我回去吧。
我走出了办公楼这些工人也都纷纷从办公楼的附近的小树林出来，围着我问怎么样了，说了什么。我告诉他们等消息。
我刚进车间，文书就通知我车间主任让我去办公室，我去见了主任，主任问说了什么，我告诉主任还是我们反映多次的老问题，主任笑了笑让你回去了。
后记
月末开支我们的工资单保健一栏已经升为乙级，工人们都满意了。年末工厂给工人涨工资，名额是90%，我没有份，我找主任问什么原因，主任告诉我是工会不同意，我找到工会，我们的工会主席姓毛，我们叫他毛主席，毛主席告诉我：“没有经过工会批准，带头挑动工人闹事在工人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工人反映强烈，所以这次不给你涨工资是对你的一个教育。我怒视着毛主席说你太伟大了，谢谢你深刻的教育，你们只配我用后门放出的声音和你们对话。我离开工会办公室狠狠的拽上了门。
我向人工们诉说了我的不幸，我工人好朋友一致说我傻，出那个头干嘛！倒霉的不是你吗？谁管你。不好的工人都骂我活该，出风头的下场。
（题外话：这个厂长，据说是有点来头，听说最早天津飞鸽自行车厂就有他们家的股份，是个资本家出身，工厂人都叫他张黑子，因他总是黑着脸，没有笑容，他很敢免基层领导的职）。
2010年6月23日星期三
漫谈中国的大学
漫谈中国的大学
吾丁
１．提起中国的大学，第一个必须提到的伟大的名字就是蔡元培。
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年轻时就开始在本乡办学，30岁出头时到上海南洋公学任职，同时继续他自身的学习培养。其间最有名的就是他拜师马相伯老先生学习拉丁语的轶事。马先生认为拉丁语在欧洲已经没落，没什么学习的必要，但是年轻的蔡先生认为要学习欧洲的哲学，则必须学习拉丁语，于是拜师学习。蔡先生非常勤奋，每天早晨很早就去马先生的住处敲门请教，有时去得太早，马老先生甚至还没起床。马先生有感于蔡先生的求学精神，于是索性让他多组织一些人共同学习。蔡先生很快就从南洋公学里挑选了24名年轻才俊，一起随马先生学习。后来马先生就以这24人为基础，于1903年成立了震旦学院，这就是复旦大学的雏形。人说复旦是“江南第一学府”，马老先生是复旦奠基人之一，殊不知马老先生还是年轻的蔡元培先生的老师。这样“论资排辈”，开句玩笑话，北大应算复旦的弟子之辈。一般人所不知的是，在元培先生走马上任北大之前，马相伯先生也当过北大的校长。当时的北大，一派混乱，校长如走马灯般地更换，直到蔡校长上任，北大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学，这是后话。蔡校长是马先生的弟子和晚辈，当属确定无疑。
顺便提一句，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可见蔡先生又是上海交大的前辈。
当时的中国教育，刚刚起步，一切都在摸索之中，端赖社会气氛之自由与宽容，教育也很自由。无论在南洋公学还是在家乡办学，还是在后来的北大，蔡先生都是秉其耿直的性格，坚定的办学方针，不与任何旧势力妥协，“辞职”或“罢学”是家常便饭，但是因为社会自由，罢学以后，另起炉灶也很简单，所以，那个年代学校经常更换门庭。
蔡先生任职北大校长始于1916年。在此之前的北大，是一座乌烟瘴气的大衙门。学员们一般都是来混日子的“老爷”，根本不知道“上大学读书”是怎么回事儿，学员老爷们都带着下人，上课时，下人到老爷房间“恭请大人上课”，老爷才放下烟枪，蹒跚而至。而所谓“上课”，也只是一些规定不变的讲义，学员们也不学习，最多到了考试时找点别的办法应付一下而已。离开学校，肩上多了个北大的“招牌”，升官也好，谋职也罢，多了一个资本——当时的北大就是这样。
蔡校长留学德国归来以后，先担任了四年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然后上任北大校长。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北大才逐步树立起了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学风，并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北大的校训。蔡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杰出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坚持信仰，追求真理，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抛弃一切。
北大之所以成为中国高校里巍然屹立的丰碑，乃是因为蔡校长任职期间，为北大开辟的焕然一新的校风和校训。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
今天的北大，动辄以“爱国主义”为吹嘘的资本，殊不知这已经背离了蔡校长的北大校风。自由主义是一个高于爱国主义的理念，它可以包含爱国主义，反过来，当你只强调爱国主义的时候，你就无法追求自由主义了。
从北大展开，当我们回首当年的大学时，还可以看到梅贻琦校长的清华，竺可桢校长的浙江大学等等老字号的中国名牌大学。这些老一代中国的大学的领军人物，在各自的执教时期，虽然校风各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近的理念，那就是：大学是钻研学问之地，大学不是有高楼大厦而是有大师之地。这样的理念，是他们普遍持守的信条。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所率领的大学，其时虽然处于风云激荡的民族危难岁月，但是彼时的中国，仍处于相对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社会环境，肇始不久的大学教育，虽然筚路蓝缕，步履蹒跚，仍然在这些出色的校长们的带领下，取得了各自的成绩，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教育基础，这些大学最迷人的时代，也就是这些校长们掌门的时代。同时，他们的存在，也成为当今尸位素餐的中国的大学后人们颓唐没落的一个个鲜明的对照，思量起那些声名卓著的先辈，今人能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乎。
国民政府时期，先有外敌入侵，后有内贼变乱，民不聊生，灾变相寻，和平建设的时间不长。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大学教育没有中断，虽历尽劫难，各个大学仍然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这一段时间，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教育发展史。
笔者是1975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员，我们南开大学，虽属北方名校，在全国来说，现在的排名有时不在前十名之内，说来令人遗憾。但是，当年外敌入侵时，南开和北大清华一起，辗转西南，是著名的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段历史，也是我们南开人的骄傲。西南联大，名声赫赫，多少著名的学者在那里任教，学习。不过很多学者在那以后的岁月里，又经历了人生的悲惨境遇，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工作关系，我认识很多“江南第一学府”的毕业生，我本人对复旦很崇拜，心向往之。复旦大学的壮大，也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复旦当时内迁至大后方重庆，这段历史是复旦校史上很重要的一段。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大力扶持复旦大学，复旦的许多学科的著名教授，就是当年政府从浙江大学或其他大学调到复旦去的。复旦的创始人，是马相伯和李登辉二位先生，现在复旦大学的大礼堂叫“相辉堂”，就是取两位先生各一字而成。李登辉先生其实是一位出身南洋的华侨（不是中国人，呵呵），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目标就是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中国的耶鲁”。这样说起来，南北两大名校，复旦是遵循美式风格成立发展的，而北大则是以欧陆模式成长起来的（蔡校长留学德国）。
除了北大清华复旦浙大这些今天的超一流大学以外，通观今天的绝大多数一流大学，都是晚清到国民政府期间创建的。比如国立武汉大学，雏形成立于1893年，比京师大学堂还早，正式冠名“国立武汉大学”是1923年；（到今天，只有武大还正式自称“国立武汉大学”，很有味道。我喜欢。呵呵），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1904年；南京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院创建于1902年）；中山大学，1924年；兰州大学，1928年；同济大学，1907年；笔者的母校南开大学，1919年；厦门大学，1921年；四川大学，1896年；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1895年），哈工大，1920年，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教育的重镇，成为培养中国人才的摇篮。今天我们耳能详熟的许许多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基础已经成形，就等着中共来祸害了。
2．陷落与停滞
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政府转进台湾，中国大陆沦陷，大学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就进入了一个灾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学教育中断的十年。
教育是否受到重视，很大程度直接取决于国家的执政者对教育的态度。从最高领袖毛个人的经历以及他的性格来说，年轻时代的毛，作为一个乡村青年，既没有书香门第的学问传承，也不是名门望族的出身背景，他的个人奋斗，的确经历了千辛万苦。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打工，其中也有蔡元培先生的间接帮助。但是后来的胡适，则对毛毫不客气，丝毫不掩饰他对这个农村青年的轻蔑。胡适曾直接嘲笑过毛的古体诗词不通顺。这些当年在北大“受辱”的细节，成为毛一辈子不能抚平的心灵创痛，一旦他掌握了中国的权力，他就有了机会和权力来报复，反过来羞辱他心里深处那些曾经羞辱过他的人。这就是毛对于知识分子毫不客气地发动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心理动机。
我们小时候读书时，批判“师道尊严”，后来才知道，堂堂的教书先生，本来都是被人尊敬的，现在反而要接受批判；后来又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想起来，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都是与正常的价值观相反的。以后的岁月，我一直努力自我调整，否定毛时代教给我的那一整套价值系统，使自己不至于已被陷在愚昧人的境地。
再到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刺激和失败，使得毛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疯子，以至于在晚年不顾一切，孤注一掷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混乱超乎了毛的控制，他索性下令把中学生们全部赶到农村去，学校干脆关闭了。
1966年到1976年，10年间没有正常的大学考试和大学教育。这对于一个民族是何等深刻的伤害，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某些灾难性的后果。这期间曾经有过“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而是通过党组织的推荐，进入大学学习。当时有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决裂》，表现的就是，农民的孩子不靠入学考试，而是凭着手上的茧子就能上大学。书记举着年轻人的手，看着他手上的茧子深情地说：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我们不能否认工农兵的孩子也有上大学的资格，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大学当成茧子的培训基地。如果手上的茧子就是上大学的资格，整个民族的智商会变得很可怕。就象今天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这个时期的中国大学，增设的大概就是各地的师范院校。超一流大学还是那些，没有增加。其间做过一些院系大调整，有些大学的院系前往内地，等等，也都是一些劳民伤财的举动。
3．恢复与希望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毛死掉以后，很快发生宫廷政变，中共的务实派掌握了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不被颠覆，他们开始回归到比较正常的治国轨道。1977年开始恢复大学教育。很快进入辉煌的80年代，全民振奋，齐心合力，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而讴歌奋斗，那是个令人振奋，令人充满希望的年代。
关于那个年代，请参阅笔者的相关文章，简单地说，那时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满腔热血向往着祖国的明天，也真诚地相信祖国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灿烂。“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这昂扬的歌声，到现在还萦绕在耳畔，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胡和赵的执政时期，是一个思想界，文化界，言论届，出版界都享有从未有过的自由的时期，也是一个各种学说，各种思想并行不悖，大行其道的时期。我们深有感触的是，一个社会思想的活跃，才是这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关键，而且思想的自由才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思想不是敌人，自由不是混乱。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新思潮讲座，各种学生社团不断涌现，各领风骚。
没想到，1989年的枪声，把中国直接从鲜花盛开的春天打入了寒冷的冬季。短短的12年的金色时代，昙花一现就枯萎了。
4．倒退与沉沦
1989年的枪声一响，给中国带来了混蛋逻辑。
89年以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倒退期。开枪杀人，这个任何朝代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屠杀之举，令中共政权进入了一个死结，这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的死结。谁也绕不过去，谁也不敢承担，只有用掩耳盗铃的手段自欺欺人，等待时间的冲刷，期待大家把它遗忘。但是如此惨痛的记忆，岂是可以轻易忘却的！
关于这个时期的整体社会状况，也请参阅笔者的相关文章。
简单地说，江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畸形发展时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全民道德的丧失和价值观的扭曲。开枪以后从地方首长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国之君的人，本人的权力不具有合法性，又没有政局根基，他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悖于前朝领袖钦定的路线之举。他所有的作为，只有一个中心：“闷声发大财”。这样，整个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全民发财的狂热状态。开枪，这个政治上的反动举措，使得政治领导人自知理亏，不敢去触摸政治领域的任何话题，因此他们只有一个途径：经济。一个国家只剩下经济可以谈论，可以实践。这是一个绝对的非正常状态。
江时代最大规模的举措就是消灭法轮功，这是另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只不过这次不是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内乱，而是国家机器主导的对一部分国民的疯狂迫害。对那些没有历史感的人来说，他们只认为今天的事都是合理的，他们看不到历史的纵深，没有历史的比较和思索，看不到眼前的荒谬。如同当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们，也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好青年，谁知道自己所忠诚的是一个反人类的政权，谁又能预测自己的所作作为，乃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今天我们提起“纳粹”会不寒而栗，当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还不是一个吸引了众多爱国青年的众望所归的母亲党？这是一回事儿啊！
江时代的反动，直接波及到大学教育。不但是社会机构，就是大学里也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揭批法轮功小组”，一般都是由文史哲三个系联合举办。看看这一点，对比一下当年的蔡校长的北大，令人无限感慨，中国文化教育的倒退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在蔡校长的北大，拖着长辫子的保皇派老先生，和维新派的进步党人同室谈笑，各个流派和思想的学者，都是蔡校长的座上宾，甚至被蔡校长亲自延请来授课；蔡校长本人对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素无好感，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他却支持在北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两位共产党的初期领袖，都出自北大！这是何等的胸襟和见识。而今日中国的大学教育，早已容不下任何不同的思想，老哲人苏格拉底般的蔡元培，在中国的土地上永远不再出现。
当今的中国大学教育，请恕我直言，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最近比较惹人注目的，大概是大学合并，合并活动中比较明显的，就是本来的一流大学吞并各地的医学院。中国的大学，本来一般都没有医学院，医学院都是分开另设的。有人说：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医学院，所以，我们的一流大学也要有医学院！且慢，人家有医学院，那是人家本来的教育体系，比如东京大学，1877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以“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两个学校为基础创立的，人家的医学院，从最初就是大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后来强加进去的。
最近吞并医学院的风潮，在我看来，并非是为了什么建设“一流大学”。诸位，我对中国人民在建设近代文明的各项举措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实在是不敢恭维。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人，在干好事方面一无所长，在做坏事方面却是一群超级天才。谁相信他们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那他只是个缺乏人生经验的受骗者罢了。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华彩时代，已经飘然而逝，一去不复返了。
我来告诉你们吞并医学院的真实原因：今天中国的大学，要跟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要闷声发大财，要挣钱。挣钱的最快途径就是吞并医学院。因为医学院都有附属医院，而医院正是当今中国抢钱大户，多少人痛不欲生哀叹生不起病，其原因就是医院的道德堕落和体系的扭曲，使得他们不再以救死扶伤为医德，而是以“闷声发大财”为抢钱的理由，毫不客气毫无人性地把医院当成了抢钱的最好的工具。所以吞并医学院，不是为了建设什么“一流大学”，而是为了发财。我认识的复旦大学的朋友就告诉我，现在复旦这样的大学，富得流油，有的是钱，因为吞并了上海医学院以后，上海屈指可数的一流大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等，都成了复旦的产业，那些医院如今都是摇钱树啊。
另一方面，从本来的医学院来说，人家当然不愿意被你吞并。一来，人家也都是老字号的名牌大学，教育体系很完善，教学医疗都很健全，并不需要外行来指导。二来，人家也想靠医院来闷声发大财呢！你把人家的财路断了，谁还有心思好好办学？所以，吞并医学院以后，本来的综合大学本来没有能力管理医学部，而本来的医学院也不会真心实意地接受吞并，所以阳奉阴违。总体效果就是削弱了医学院的水准。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了，合并根本就无法达到建设“一流大学”这样一个目的。很简单，因为你的出发点就是歪的。
大家可以发现，吉林大学没有出现在我上边的名单里，因为吉林大学，大部分是“我党”自己搞起来的。1946年吉大成立时，吉林省已经基本处于“我党”的魔爪之中了。今天，吉林大学也趁着吞并之风，大肆吞并长春市的其他院校（包括白求恩医大），其疯狂程度居于前列。幽默的长春人说：“长春市坐落在美丽的吉林大学校园里。”去长春，你一下飞机就进入了吉林大学校园。
大学是培养人才之地，是钻研科学之地，是孕育新思想之地。这些本来的应有之意，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找不到了。80年代，本来有一些机缘，可以让我们越过毛时代的黑暗，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和先贤的时代发生了某些继承关系，但是很不幸，开枪以后的中国，再次打断了这个继承的机会。
5．总体来看，中国大学教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最近看到一些当年大学宿舍的照片，其人物姿容之恬然，宿舍环境之整洁，加上当年教育内容之严谨，都是今天的大学所不能比拟。与先贤们的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别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语。时间的自然演进，并不会带来社会的必然进步，只要我们不努力，社会的退步则时刻都会发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理解不了。这也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失败的一个重要表征。
漫谈中国的大学（修改稿）
吾丁
１． 提起中国的大学，第一个必须提到的伟大的名字就是蔡元培。
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年轻时就开始在本乡办学，30岁出头时到上海南洋公学任职，同时继续他自身的学习培养。其间最有名的就是他拜师马相伯老先生学习拉丁语的轶事。马先生认为拉丁语在欧洲已经没落，没什么学习的必要，但是年轻的蔡先生认为要学习欧洲的哲学，则必须学习拉丁语，于是拜师学习。蔡先生非常勤奋，每天早晨很早就去马先生的住处敲门请教，有时去得太早，马老先生甚至还没起床。马先生有感于蔡先生的求学精神，于是索性让他多组织一些人共同学习。蔡先生很快就从南洋公学里挑选了24名年轻才俊，一起随马先生学习。后来马先生就以这24人为基础，于1903年成立了震旦学院，这就是复旦大学的雏形。人说复旦是“江南第一学府”，马老先生是复旦奠基人之一，殊不知马老先生还是年轻的蔡元培先生的老师。这样“论资排辈”，开句玩笑话，北大应算复旦的弟子之辈。一般人所不知的是，在元培先生走马上任北大之前，马相伯先生也当过北大的校长。当时的北大，一派混乱，校长如走马灯般地更换，直到蔡校长上任，北大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学，这是后话。蔡校长是马先生的弟子和晚辈，当属确定无疑。
顺便提一句，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可见蔡先生又是上海交大的前辈。
当时的中国教育，刚刚起步，一切都在摸索之中，端赖社会气氛之自由与宽容，教育也很自由。无论在南洋公学还是在家乡办学，还是在后来的北大，蔡先生都是秉其耿直的性格，坚定的办学方针，不与任何旧势力妥协，“辞职”或“罢学”是家常便饭，但是因为社会自由，罢学以后，另起炉灶也很简单，所以，那个年代学校经常更换门庭。
蔡先生任职北大校长始于1916年。在此之前的北大，是一座乌烟瘴气的大衙门。学员们一般都是来混日子的“老爷”，根本不知道“上大学读书”是怎么回事儿，学员老爷们都带着下人，上课时，下人到老爷房间“恭请大人上课”，老爷才放下烟枪，蹒跚而至。而所谓“上课”，也只是一些规定不变的讲义，学员们也不学习，最多到了考试时找点别的办法应付一下而已。离开学校，肩上多了个北大的“招牌”，升官也好，谋职也罢，多了一个资本——当时的北大就是这样。
蔡校长留学德国归来以后，先担任了四年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然后上任北大校长。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北大才逐步树立起了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学风，并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北大的校训。蔡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杰出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坚持信仰，追求真理，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抛弃一切。
北大之所以成为中国高校里巍然屹立的丰碑，乃是因为蔡校长任职期间，为北大开辟的焕然一新的校风和校训。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
今天的北大，动辄以“爱国主义”为吹嘘的资本，殊不知这已经背离了蔡校长的北大校风。自由主义是一个高于爱国主义的理念，它可以包含爱国主义，反过来，当你只强调爱国主义的时候，你就无法追求自由主义了。
从北大展开，当我们回首当年的大学时，还可以看到梅贻琦校长的清华，竺可桢校长的浙江大学等等老字号的中国名牌大学。这些老一代中国的大学的领军人物，在各自的执教时期，虽然校风各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近的理念，那就是：大学是钻研学问之地，大学不是有高楼大厦而是有大师之地。这样的理念，是他们普遍持守的信条。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所率领的大学，其时虽然处于风云激荡的民族危难岁月，但是彼时的中国，仍处于相对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社会环境，肇始不久的大学教育，虽然筚路蓝缕，步履蹒跚，仍然在这些出色的校长们的带领下，取得了各自的成绩，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教育基础，这些大学最迷人的时代，也就是这些校长们掌门的时代。同时，他们的存在，也成为当今尸位素餐的中国的大学后人们颓唐没落的一个个鲜明的对照，思量起那些声名卓著的先辈，今人能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乎。
国民政府时期，先有外敌入侵，后有内贼变乱，民不聊生，灾变相寻，和平建设的时间不长。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大学教育没有中断，虽历尽劫难，各个大学仍然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这一段时间，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教育发展史。
复旦大学的壮大，也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复旦当时内迁至大后方重庆，这段历史是复旦校史上很重要的一段。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大力扶持复旦大学，复旦的许多学科的著名教授，就是当年国民政府从浙江大学或其他大学调到复旦去的。复旦的创始人，是马相伯和李登辉二位先生，现在复旦大学的大礼堂叫“相辉堂”，就是取两位先生各一字而成。李登辉先生其实是一位出身南洋的华侨（确切来说他不是中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目标就是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中国的耶鲁”。这样说起来，南北两大名校，复旦是遵循美式风格成立发展的，而北大则是以欧陆模式成长起来的（蔡校长留学德国）。
除了北大清华复旦浙大这些今天的超一流大学以外，通观今天的绝大多数一流大学，都是晚清到国民政府期间创建的。比如国立武汉大学，雏形成立于1893年，比京师大学堂还早，正式冠名“国立武汉大学”是1923年；（到今天，只有武大还正式自称“国立武汉大学”。），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1904年；南京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院创建于1902年）；中山大学，1924年；兰州大学，1928年；同济大学，1907年；南开大学，1919年；厦门大学，1921年；四川大学，1896年；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1895年），哈工大，1920年，等等，加上各地的教会学校，构成中国当代教育的重镇，成为培养中国人才的摇篮。今天我们耳能详熟的许许多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历史地来看，国民政府是延续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脉络，推翻满清王朝而成立的。时代所限，中华国民政府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它至少有两大特点与后来的中共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第一，它的成立是中国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针对满清所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主流社会里的一批精英人士，痛感于时代潮流和世界格局之要求，自下而上地开始的一个革命过程。换句话说，国民革命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精英，因着自己国家的需要，为了自己国家的前途而奋斗的一个过程。”第二，国民政府没有对中国社会进行摧毁式的社会变革，它基本保持着中国社会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到大部分文化传统的既有风貌。换句话说，国民政府的中国仍然是“中国”。
从第一个特点可以说，国民政府是合法的；从第二个特点可以说，国民政府是合理的。
作为参考，我们来看看1948年国民政府部分政府官员的教育背景。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 -----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注：南开大学创立者）
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
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不必多说什么，当年国民政府的主要官员与后来的中共政府官员，在文化教育水准方面的差距，一目了然。当年国民政府与欧美文化的距离更接近，与民主政制接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更高。是否可以说，如果没有内贼变乱，假以时日，中国必能走上一条与今天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帝没有这样带领中国，我们只有一声叹息。
总而言之，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基础已经成型，就等着中共来祸害了。
2．陷落与停滞
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政府转进台湾，中国大陆沦陷，大学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就进入了一个灾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学教育中断的十年。
中共的特点，相对于国民政府，截然相反。从结论来说，第一，中共的革命乃是“中国的一小部分社会边缘人士，在外国势力（第三国际）的煽动和扶持下，为了外国政治势力（苏俄）的需要，以恐怖活动为主要手段，在中国进行的一场推翻现政权的过程”。第二，中共建政以后，发动了一系列彻底的毁灭式的政治运动，其结果是把中国社会摧毁，历史上那个“中国”已经不复存在。
一对一而言，中共政权既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毛时代，中共第一代强人们靠着枪杆子的威力，还可以尽逞一时之威，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共这两个特点越来越为人所诟病，而中共自身，根本无法给世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到现在，中共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瓶颈中挣扎，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们无奈心态的写照。可悲的是，因为这两个胎记过于明显，估计他们到死也不过不了河。
教育是否受到重视，很大程度直接取决于国家的执政者对教育的态度。从最高领袖毛个人的经历以及他的性格来说，年轻时代的毛，作为一个乡村青年，既没有书香门第的学问传承，也不是名门望族的出身背景，他的个人奋斗，的确经历了千辛万苦。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打工，其中也有蔡元培先生的间接帮助。但是后来的胡适，则对毛毫不客气，丝毫不掩饰他对这个农村青年的轻蔑。胡适曾直接嘲笑过毛的古体诗词不通顺。这些当年在北大“受辱”的细节，成为毛一辈子不能抚平的心灵创痛，一旦他掌握了中国的权力，他就有了机会和权力来报复，反过来羞辱他心里深处那些曾经羞辱过他的人。这就是毛对于知识分子毫不客气地发动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心理动机。
1949年建政初期，中共政权尚有很强的欺骗性，不但许多声名卓著的文化人士滞留大陆，甚至海外的部分学人们，也纷纷禁不住诱惑而“弃暗投明”，所谓“回到祖国的怀抱”。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恰恰是“弃明投暗，自投罗网”，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得大学教育中断，学问的研究自然无法继续，很多人受到非人的折磨，甚至连性命都赔进去了。现如今，回首当年，虽然很多人说“不后悔”，那也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种自我解脱罢了——一生那么宝贵的时光被耽搁，自己的尊严被伤害，你说“不后悔”，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没心没肺。
我们小时候读书时，批判“师道尊严”，后来才知道，堂堂的教书先生，本来都是被人尊敬的，当年反而要接受批判甚至挨打甚至被打死；后来又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想起来，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都是与正常的价值观相反的。以后的岁月，我一直努力自我调整，否定毛时代教给我的那一整套价值系统，使自己不至于已被陷在愚昧人的境地。
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刺激和失败，使得毛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疯子，以至于在晚年不顾一切，孤注一掷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混乱超乎了毛的控制，他索性下令把中学生们全部赶到农村去，学校干脆关闭了。
1966年到1976年，10年间没有正常的大学考试和大学教育。这对于一个民族是何等深刻的伤害，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某些灾难性的后果。这期间曾经有过“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而是通过党组织的推荐，进入大学学习。当时有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决裂》，表现的就是，农民的孩子不靠入学考试，而是凭着手上的茧子就能上大学。书记举着年轻人的手，看着他手上的茧子深情地说：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我们不能否认工农兵的孩子也有上大学的资格，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大学当成茧子的培训基地。如果手上的茧子就是上大学的资格，整个民族的智商会变得很可怕。就象今天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中共领导集团，因为从根本上是一个乡村文盲团体，他们最在意的，当然不是教育，相反，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卑，使他们更倾向于把所有人都变成文盲，因此他们对教育不但不重视，而且还要横加控制。这就是与其他社会领域相一致的“党委负责制”，也就是给大学配一个“党委书记”，这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大学里的党委书记，与其他单位一样，多数是一些文化水准偏低的党的高级干部，一般来说都是大学教育的绊脚石。最可笑的是，在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神学院里竟然也有党委书记——无神论者如何管理有神论者，这也实在是中国特有的笑话。
3．恢复与希望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毛死掉以后，很快发生宫廷政变，中共的务实派掌握了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不被颠覆，他们开始回归到比较正常的治国轨道。1977年开始恢复大学教育。很快进入辉煌的80年代，全民振奋，齐心合力，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而讴歌奋斗，那是个令人振奋，令人充满希望的年代。
关于那个年代，请参阅笔者的相关文章，简单地说，那时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满腔热血向往着祖国的明天，也真诚地相信祖国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灿烂。“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这昂扬的歌声，到现在还萦绕在耳畔，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胡和赵的执政时期，是一个思想界，文化界，言论届，出版界都享有从未有过的自由的时期，也是一个各种学说，各种思想并行不悖，大行其道的时期。我们深有感触的是，一个社会思想的活跃，才是这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关键，而且思想的自由才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思想不是敌人，自由不是混乱。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新思潮讲座，各种学生社团不断涌现，各领风骚。
没想到，1989年的枪声，把中国直接从鲜花盛开的春天打入了寒冷的冬季。短短的12年的金色时代，昙花一现就枯萎了。
4．倒退与沉沦
1989年的枪声一响，给中国带来了混蛋逻辑。
89年以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倒退期。开枪杀人，这个任何朝代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屠杀之举，令中共政权进入了一个死结，这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的死结。谁也绕不过去，谁也不敢承担，只有用掩耳盗铃的手段自欺欺人，等待时间的冲刷，期待大家把它遗忘。但是如此惨痛的记忆，岂是可以轻易忘却的！
关于这个时期的整体社会状况，也请参阅笔者的相关文章。
简单地说，江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畸形发展时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全民道德的丧失和价值观的扭曲。开枪以后从地方首长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国之君的人，本人的权力不具有合法性，又没有政局根基，他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悖于前朝领袖钦定的路线之举。他所有的作为，只有一个中心：“闷声发大财”。这样，整个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全民发财的狂热状态。开枪，这个政治上的反动举措，使得政治领导人自知理亏，不敢去触摸政治领域的任何话题，因此他们只有一个途径：经济。一个国家只剩下经济可以谈论，可以实践。这是一个绝对的非正常状态。
江时代最大规模的举措就是消灭法轮功，这是另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只不过这次不是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内乱，而是国家机器主导的对一部分国民的疯狂迫害。对那些没有历史感的人来说，他们只认为今天的事都是合理的，他们看不到历史的纵深，没有历史的比较和思索，看不到眼前的荒谬。如同当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们，也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好青年，谁知道自己所忠诚的是一个反人类的政权，谁又能预测自己的所作作为，乃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今天我们提起“纳粹”会不寒而栗，当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还不是一个吸引了众多爱国青年的众望所归的母亲党？这是一回事儿啊！
江时代的反动，直接波及到大学教育。不但是社会机构，就是大学里也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揭批法轮功小组”，一般都是由文史哲三个系联合举办。看看这一点，对比一下当年的蔡校长的北大，令人无限感慨，中国文化教育的倒退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在蔡校长的北大，拖着长辫子的保皇派老先生，和维新派的进步党人同室谈笑，各个流派和思想的学者，都是蔡校长的座上宾，甚至被蔡校长亲自延请来授课；蔡校长本人对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素无好感，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他却支持在北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两位共产党的初期领袖，都出自北大！这是何等的胸襟和见识。而今日中国的大学教育，早已容不下任何不同的思想，老哲人苏格拉底般的蔡元培，在中国的土地上永远不再出现。
江时代还有一个举措，就是给大学安排等级。本来，行政级别这套东西，只是共产党官僚体系的一个特有的东西，从这个体系可以看到一个非法的执政党，如何分级而治，如何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官阶体系中，既互相勾心斗角又按级享受特权，这个等级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毒瘤。有人说“我党”原来是清廉的，腐败是最近才开始的，这个说法太天真。实际上，行政级别的花名册，早在中共进京称帝之前，在西柏坡就制定好了，也就是说，还没有当皇帝，对国家建设还没有任何贡献之前，朝廷大员们如何享受特权，就已经安排妥当。
为了笼络大学教育这个领域，江也来了个“加官进爵”，给北大弄了个“副部级”。北大校长，这个曾经引领中国教育界潮流的辉煌的名字，现在就变成乖乖的笼中鸟，变成了可怜的“副部级”。想当年，蔡校长不但把校长这个职务看得很淡（辞职好几次），甚至连教育部长的宝座都不希罕！
当今的中国大学教育，请恕我直言，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最近比较惹人注目的，大概是大学合并，合并活动中比较明显的，就是本来的一流大学吞并各地的医学院。中国的大学，本来一般都没有医学院，医学院都是分开另设的。有人说：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医学院，所以，我们的一流大学也要有医学院！且慢，人家有医学院，那是人家本来的教育体系，比如东京大学，1877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以“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两个学校为基础创立的，人家的医学院，从最初就是大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后来强加进去的。
最近吞并医学院的风潮，在我看来，并非是为了什么建设“一流大学”。诸位，我对中国人民在建设近代文明的各项举措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实在是不敢恭维。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人，在干好事方面一无所长，在做坏事方面却是一群超级天才。谁相信他们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那他只是个缺乏人生经验的受骗者罢了。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华彩时代，已经飘然而逝，一去不复返了。
我来告诉你们吞并医学院的真实原因：今天中国的大学，要跟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要闷声发大财，要挣钱。挣钱的最快途径就是吞并医学院。因为医学院都有附属医院，而医院正是当今中国抢钱大户，多少人痛不欲生哀叹生不起病，其原因就是医院的道德堕落和体系的扭曲，使得他们不再以救死扶伤为医德，而是以“闷声发大财”为抢钱的理由，毫不客气毫无人性地把医院当成了抢钱的最好的工具。所以吞并医学院，不是为了建设什么“一流大学”，而是为了发财。现在，复旦这样的大学，富得流油，有的是钱，因为吞并了上海医学院以后，上海屈指可数的一流大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等，都成了复旦的产业，那些医院如今都是摇钱树啊。
另一方面，从本来的医学院来说，人家当然不愿意被你吞并。一来，人家也都是老字号的名牌大学，教育体系很完善，医疗系统也很健全，并不需要外行来领导。二来，人家也想靠医院来闷声发大财呢！你把人家的财路断了，谁还有心思好好办学？所以，吞并医学院以后，本来的综合大学本来没有能力管理医学部，而原来的医学院也不会真心实意地接受吞并，所以阳奉阴违。总体效果就是削弱了医学院的水准。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了，合并根本就无法达到建设“一流大学”这样一个目的。
还有一招叫“扩招”，即扩大招生名额。说白了就是多收些学费，也是为了赚钱。真正的一流大学，从来不是靠“规模庞大”“人多势众”来建成的。
大家可以发现，吉林大学没有出现在我上边的名单里，因为吉林大学，大部分是“我党”自己搞起来的。1946年吉大成立时，吉林省已经基本处于“我党”的魔爪之中了。今天，吉林大学也趁着吞并之风，大肆吞并长春市的其他院校（包括白求恩医大），其疯狂程度居于前列。幽默的长春人说：“长春市坐落在美丽的吉林大学校园里。”去长春，你一下飞机就进入了吉林大学校园。
大学是培养人才之地，是钻研科学之地，是孕育新思想之地。这些本来的应有之意，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找不到了。80年代，本来有一些机缘，可以让我们越过毛时代的黑暗，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和先贤的时代发生了某些继承关系，但是很不幸，89年的枪声无情地打断了这个继承的机会。
5．总体来看，中国大学教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最近看到一些当年大学宿舍的照片，其人物姿容之恬然，宿舍环境之整洁，加上当年教育内容之严谨，都是今天的大学所不能比拟。与先贤们的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别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语。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这些伟大的校长们远去了，他们再也不会归来；梁漱溟，陈寅恪们也如流星般消失在天际，同样不会再现。而无论是那些伟大的校长还是那些卓越的教授，他们留下的空谷足音，至今仍然回响在大学教育的园地中。
这些名字和他们代表的那些美好的年代，还会重现吗？
时间的自然演进，并不会带来社会的必然进步，有人津津乐道于“明天会更好”，事实是，明天完全有可能变得更糟糕。只要我们不努力，社会的退步时刻都会发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理解不了。这也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失败的一个重要表征。
2010/6/22初稿
6/23改于东京
吾丁
１．提起中国的大学，第一个必须提到的伟大的名字就是蔡元培。
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年轻时就开始在本乡办学，30岁出头时到上海南洋公学任职，同时继续他自身的学习培养。其间最有名的就是他拜师马相伯老先生学习拉丁语的轶事。马先生认为拉丁语在欧洲已经没落，没什么学习的必要，但是年轻的蔡先生认为要学习欧洲的哲学，则必须学习拉丁语，于是拜师学习。蔡先生非常勤奋，每天早晨很早就去马先生的住处敲门请教，有时去得太早，马老先生甚至还没起床。马先生有感于蔡先生的求学精神，于是索性让他多组织一些人共同学习。蔡先生很快就从南洋公学里挑选了24名年轻才俊，一起随马先生学习。后来马先生就以这24人为基础，于1903年成立了震旦学院，这就是复旦大学的雏形。人说复旦是“江南第一学府”，马老先生是复旦奠基人之一，殊不知马老先生还是年轻的蔡元培先生的老师。这样“论资排辈”，开句玩笑话，北大应算复旦的弟子之辈。一般人所不知的是，在元培先生走马上任北大之前，马相伯先生也当过北大的校长。当时的北大，一派混乱，校长如走马灯般地更换，直到蔡校长上任，北大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学，这是后话。蔡校长是马先生的弟子和晚辈，当属确定无疑。
顺便提一句，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可见蔡先生又是上海交大的前辈。
当时的中国教育，刚刚起步，一切都在摸索之中，端赖社会气氛之自由与宽容，教育也很自由。无论在南洋公学还是在家乡办学，还是在后来的北大，蔡先生都是秉其耿直的性格，坚定的办学方针，不与任何旧势力妥协，“辞职”或“罢学”是家常便饭，但是因为社会自由，罢学以后，另起炉灶也很简单，所以，那个年代学校经常更换门庭。
蔡先生任职北大校长始于1916年。在此之前的北大，是一座乌烟瘴气的大衙门。学员们一般都是来混日子的“老爷”，根本不知道“上大学读书”是怎么回事儿，学员老爷们都带着下人，上课时，下人到老爷房间“恭请大人上课”，老爷才放下烟枪，蹒跚而至。而所谓“上课”，也只是一些规定不变的讲义，学员们也不学习，最多到了考试时找点别的办法应付一下而已。离开学校，肩上多了个北大的“招牌”，升官也好，谋职也罢，多了一个资本——当时的北大就是这样。
蔡校长留学德国归来以后，先担任了四年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然后上任北大校长。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北大才逐步树立起了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学风，并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北大的校训。蔡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杰出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坚持信仰，追求真理，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抛弃一切。
北大之所以成为中国高校里巍然屹立的丰碑，乃是因为蔡校长任职期间，为北大开辟的焕然一新的校风和校训。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
今天的北大，动辄以“爱国主义”为吹嘘的资本，殊不知这已经背离了蔡校长的北大校风。自由主义是一个高于爱国主义的理念，它可以包含爱国主义，反过来，当你只强调爱国主义的时候，你就无法追求自由主义了。
从北大展开，当我们回首当年的大学时，还可以看到梅贻琦校长的清华，竺可桢校长的浙江大学等等老字号的中国名牌大学。这些老一代中国的大学的领军人物，在各自的执教时期，虽然校风各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近的理念，那就是：大学是钻研学问之地，大学不是有高楼大厦而是有大师之地。这样的理念，是他们普遍持守的信条。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所率领的大学，其时虽然处于风云激荡的民族危难岁月，但是彼时的中国，仍处于相对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社会环境，肇始不久的大学教育，虽然筚路蓝缕，步履蹒跚，仍然在这些出色的校长们的带领下，取得了各自的成绩，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教育基础，这些大学最迷人的时代，也就是这些校长们掌门的时代。同时，他们的存在，也成为当今尸位素餐的中国的大学后人们颓唐没落的一个个鲜明的对照，思量起那些声名卓著的先辈，今人能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乎。
国民政府时期，先有外敌入侵，后有内贼变乱，民不聊生，灾变相寻，和平建设的时间不长。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大学教育没有中断，虽历尽劫难，各个大学仍然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这一段时间，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教育发展史。
笔者是1975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员，我们南开大学，虽属北方名校，在全国来说，现在的排名有时不在前十名之内，说来令人遗憾。但是，当年外敌入侵时，南开和北大清华一起，辗转西南，是著名的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段历史，也是我们南开人的骄傲。西南联大，名声赫赫，多少著名的学者在那里任教，学习。不过很多学者在那以后的岁月里，又经历了人生的悲惨境遇，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工作关系，我认识很多“江南第一学府”的毕业生，我本人对复旦很崇拜，心向往之。复旦大学的壮大，也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复旦当时内迁至大后方重庆，这段历史是复旦校史上很重要的一段。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大力扶持复旦大学，复旦的许多学科的著名教授，就是当年政府从浙江大学或其他大学调到复旦去的。复旦的创始人，是马相伯和李登辉二位先生，现在复旦大学的大礼堂叫“相辉堂”，就是取两位先生各一字而成。李登辉先生其实是一位出身南洋的华侨（不是中国人，呵呵），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目标就是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中国的耶鲁”。这样说起来，南北两大名校，复旦是遵循美式风格成立发展的，而北大则是以欧陆模式成长起来的（蔡校长留学德国）。
除了北大清华复旦浙大这些今天的超一流大学以外，通观今天的绝大多数一流大学，都是晚清到国民政府期间创建的。比如国立武汉大学，雏形成立于1893年，比京师大学堂还早，正式冠名“国立武汉大学”是1923年；（到今天，只有武大还正式自称“国立武汉大学”，很有味道。我喜欢。呵呵），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1904年；南京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院创建于1902年）；中山大学，1924年；兰州大学，1928年；同济大学，1907年；笔者的母校南开大学，1919年；厦门大学，1921年；四川大学，1896年；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1895年），哈工大，1920年，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教育的重镇，成为培养中国人才的摇篮。今天我们耳能详熟的许许多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基础已经成形，就等着中共来祸害了。
2．陷落与停滞
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政府转进台湾，中国大陆沦陷，大学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就进入了一个灾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学教育中断的十年。
教育是否受到重视，很大程度直接取决于国家的执政者对教育的态度。从最高领袖毛个人的经历以及他的性格来说，年轻时代的毛，作为一个乡村青年，既没有书香门第的学问传承，也不是名门望族的出身背景，他的个人奋斗，的确经历了千辛万苦。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打工，其中也有蔡元培先生的间接帮助。但是后来的胡适，则对毛毫不客气，丝毫不掩饰他对这个农村青年的轻蔑。胡适曾直接嘲笑过毛的古体诗词不通顺。这些当年在北大“受辱”的细节，成为毛一辈子不能抚平的心灵创痛，一旦他掌握了中国的权力，他就有了机会和权力来报复，反过来羞辱他心里深处那些曾经羞辱过他的人。这就是毛对于知识分子毫不客气地发动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心理动机。
我们小时候读书时，批判“师道尊严”，后来才知道，堂堂的教书先生，本来都是被人尊敬的，现在反而要接受批判；后来又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想起来，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都是与正常的价值观相反的。以后的岁月，我一直努力自我调整，否定毛时代教给我的那一整套价值系统，使自己不至于已被陷在愚昧人的境地。
再到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刺激和失败，使得毛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疯子，以至于在晚年不顾一切，孤注一掷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混乱超乎了毛的控制，他索性下令把中学生们全部赶到农村去，学校干脆关闭了。
1966年到1976年，10年间没有正常的大学考试和大学教育。这对于一个民族是何等深刻的伤害，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某些灾难性的后果。这期间曾经有过“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而是通过党组织的推荐，进入大学学习。当时有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决裂》，表现的就是，农民的孩子不靠入学考试，而是凭着手上的茧子就能上大学。书记举着年轻人的手，看着他手上的茧子深情地说：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我们不能否认工农兵的孩子也有上大学的资格，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大学当成茧子的培训基地。如果手上的茧子就是上大学的资格，整个民族的智商会变得很可怕。就象今天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这个时期的中国大学，增设的大概就是各地的师范院校。超一流大学还是那些，没有增加。其间做过一些院系大调整，有些大学的院系前往内地，等等，也都是一些劳民伤财的举动。
3．恢复与希望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毛死掉以后，很快发生宫廷政变，中共的务实派掌握了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不被颠覆，他们开始回归到比较正常的治国轨道。1977年开始恢复大学教育。很快进入辉煌的80年代，全民振奋，齐心合力，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而讴歌奋斗，那是个令人振奋，令人充满希望的年代。
关于那个年代，请参阅笔者的相关文章，简单地说，那时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满腔热血向往着祖国的明天，也真诚地相信祖国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灿烂。“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这昂扬的歌声，到现在还萦绕在耳畔，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胡和赵的执政时期，是一个思想界，文化界，言论届，出版界都享有从未有过的自由的时期，也是一个各种学说，各种思想并行不悖，大行其道的时期。我们深有感触的是，一个社会思想的活跃，才是这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关键，而且思想的自由才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思想不是敌人，自由不是混乱。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新思潮讲座，各种学生社团不断涌现，各领风骚。
没想到，1989年的枪声，把中国直接从鲜花盛开的春天打入了寒冷的冬季。短短的12年的金色时代，昙花一现就枯萎了。
4．倒退与沉沦
1989年的枪声一响，给中国带来了混蛋逻辑。
89年以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倒退期。开枪杀人，这个任何朝代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屠杀之举，令中共政权进入了一个死结，这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的死结。谁也绕不过去，谁也不敢承担，只有用掩耳盗铃的手段自欺欺人，等待时间的冲刷，期待大家把它遗忘。但是如此惨痛的记忆，岂是可以轻易忘却的！
关于这个时期的整体社会状况，也请参阅笔者的相关文章。
简单地说，江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畸形发展时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全民道德的丧失和价值观的扭曲。开枪以后从地方首长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国之君的人，本人的权力不具有合法性，又没有政局根基，他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悖于前朝领袖钦定的路线之举。他所有的作为，只有一个中心：“闷声发大财”。这样，整个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全民发财的狂热状态。开枪，这个政治上的反动举措，使得政治领导人自知理亏，不敢去触摸政治领域的任何话题，因此他们只有一个途径：经济。一个国家只剩下经济可以谈论，可以实践。这是一个绝对的非正常状态。
江时代最大规模的举措就是消灭法轮功，这是另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只不过这次不是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内乱，而是国家机器主导的对一部分国民的疯狂迫害。对那些没有历史感的人来说，他们只认为今天的事都是合理的，他们看不到历史的纵深，没有历史的比较和思索，看不到眼前的荒谬。如同当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们，也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好青年，谁知道自己所忠诚的是一个反人类的政权，谁又能预测自己的所作作为，乃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今天我们提起“纳粹”会不寒而栗，当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还不是一个吸引了众多爱国青年的众望所归的母亲党？这是一回事儿啊！
江时代的反动，直接波及到大学教育。不但是社会机构，就是大学里也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揭批法轮功小组”，一般都是由文史哲三个系联合举办。看看这一点，对比一下当年的蔡校长的北大，令人无限感慨，中国文化教育的倒退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在蔡校长的北大，拖着长辫子的保皇派老先生，和维新派的进步党人同室谈笑，各个流派和思想的学者，都是蔡校长的座上宾，甚至被蔡校长亲自延请来授课；蔡校长本人对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素无好感，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他却支持在北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两位共产党的初期领袖，都出自北大！这是何等的胸襟和见识。而今日中国的大学教育，早已容不下任何不同的思想，老哲人苏格拉底般的蔡元培，在中国的土地上永远不再出现。
当今的中国大学教育，请恕我直言，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最近比较惹人注目的，大概是大学合并，合并活动中比较明显的，就是本来的一流大学吞并各地的医学院。中国的大学，本来一般都没有医学院，医学院都是分开另设的。有人说：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医学院，所以，我们的一流大学也要有医学院！且慢，人家有医学院，那是人家本来的教育体系，比如东京大学，1877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以“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两个学校为基础创立的，人家的医学院，从最初就是大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后来强加进去的。
最近吞并医学院的风潮，在我看来，并非是为了什么建设“一流大学”。诸位，我对中国人民在建设近代文明的各项举措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实在是不敢恭维。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人，在干好事方面一无所长，在做坏事方面却是一群超级天才。谁相信他们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那他只是个缺乏人生经验的受骗者罢了。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华彩时代，已经飘然而逝，一去不复返了。
我来告诉你们吞并医学院的真实原因：今天中国的大学，要跟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要闷声发大财，要挣钱。挣钱的最快途径就是吞并医学院。因为医学院都有附属医院，而医院正是当今中国抢钱大户，多少人痛不欲生哀叹生不起病，其原因就是医院的道德堕落和体系的扭曲，使得他们不再以救死扶伤为医德，而是以“闷声发大财”为抢钱的理由，毫不客气毫无人性地把医院当成了抢钱的最好的工具。所以吞并医学院，不是为了建设什么“一流大学”，而是为了发财。我认识的复旦大学的朋友就告诉我，现在复旦这样的大学，富得流油，有的是钱，因为吞并了上海医学院以后，上海屈指可数的一流大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等，都成了复旦的产业，那些医院如今都是摇钱树啊。
另一方面，从本来的医学院来说，人家当然不愿意被你吞并。一来，人家也都是老字号的名牌大学，教育体系很完善，教学医疗都很健全，并不需要外行来指导。二来，人家也想靠医院来闷声发大财呢！你把人家的财路断了，谁还有心思好好办学？所以，吞并医学院以后，本来的综合大学本来没有能力管理医学部，而本来的医学院也不会真心实意地接受吞并，所以阳奉阴违。总体效果就是削弱了医学院的水准。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了，合并根本就无法达到建设“一流大学”这样一个目的。很简单，因为你的出发点就是歪的。
大家可以发现，吉林大学没有出现在我上边的名单里，因为吉林大学，大部分是“我党”自己搞起来的。1946年吉大成立时，吉林省已经基本处于“我党”的魔爪之中了。今天，吉林大学也趁着吞并之风，大肆吞并长春市的其他院校（包括白求恩医大），其疯狂程度居于前列。幽默的长春人说：“长春市坐落在美丽的吉林大学校园里。”去长春，你一下飞机就进入了吉林大学校园。
大学是培养人才之地，是钻研科学之地，是孕育新思想之地。这些本来的应有之意，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找不到了。80年代，本来有一些机缘，可以让我们越过毛时代的黑暗，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和先贤的时代发生了某些继承关系，但是很不幸，开枪以后的中国，再次打断了这个继承的机会。
5．总体来看，中国大学教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最近看到一些当年大学宿舍的照片，其人物姿容之恬然，宿舍环境之整洁，加上当年教育内容之严谨，都是今天的大学所不能比拟。与先贤们的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别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语。时间的自然演进，并不会带来社会的必然进步，只要我们不努力，社会的退步则时刻都会发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理解不了。这也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失败的一个重要表征。
漫谈中国的大学（修改稿）
吾丁
１． 提起中国的大学，第一个必须提到的伟大的名字就是蔡元培。
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年轻时就开始在本乡办学，30岁出头时到上海南洋公学任职，同时继续他自身的学习培养。其间最有名的就是他拜师马相伯老先生学习拉丁语的轶事。马先生认为拉丁语在欧洲已经没落，没什么学习的必要，但是年轻的蔡先生认为要学习欧洲的哲学，则必须学习拉丁语，于是拜师学习。蔡先生非常勤奋，每天早晨很早就去马先生的住处敲门请教，有时去得太早，马老先生甚至还没起床。马先生有感于蔡先生的求学精神，于是索性让他多组织一些人共同学习。蔡先生很快就从南洋公学里挑选了24名年轻才俊，一起随马先生学习。后来马先生就以这24人为基础，于1903年成立了震旦学院，这就是复旦大学的雏形。人说复旦是“江南第一学府”，马老先生是复旦奠基人之一，殊不知马老先生还是年轻的蔡元培先生的老师。这样“论资排辈”，开句玩笑话，北大应算复旦的弟子之辈。一般人所不知的是，在元培先生走马上任北大之前，马相伯先生也当过北大的校长。当时的北大，一派混乱，校长如走马灯般地更换，直到蔡校长上任，北大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学，这是后话。蔡校长是马先生的弟子和晚辈，当属确定无疑。
顺便提一句，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可见蔡先生又是上海交大的前辈。
当时的中国教育，刚刚起步，一切都在摸索之中，端赖社会气氛之自由与宽容，教育也很自由。无论在南洋公学还是在家乡办学，还是在后来的北大，蔡先生都是秉其耿直的性格，坚定的办学方针，不与任何旧势力妥协，“辞职”或“罢学”是家常便饭，但是因为社会自由，罢学以后，另起炉灶也很简单，所以，那个年代学校经常更换门庭。
蔡先生任职北大校长始于1916年。在此之前的北大，是一座乌烟瘴气的大衙门。学员们一般都是来混日子的“老爷”，根本不知道“上大学读书”是怎么回事儿，学员老爷们都带着下人，上课时，下人到老爷房间“恭请大人上课”，老爷才放下烟枪，蹒跚而至。而所谓“上课”，也只是一些规定不变的讲义，学员们也不学习，最多到了考试时找点别的办法应付一下而已。离开学校，肩上多了个北大的“招牌”，升官也好，谋职也罢，多了一个资本——当时的北大就是这样。
蔡校长留学德国归来以后，先担任了四年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然后上任北大校长。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北大才逐步树立起了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学风，并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北大的校训。蔡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杰出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坚持信仰，追求真理，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抛弃一切。
北大之所以成为中国高校里巍然屹立的丰碑，乃是因为蔡校长任职期间，为北大开辟的焕然一新的校风和校训。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
今天的北大，动辄以“爱国主义”为吹嘘的资本，殊不知这已经背离了蔡校长的北大校风。自由主义是一个高于爱国主义的理念，它可以包含爱国主义，反过来，当你只强调爱国主义的时候，你就无法追求自由主义了。
从北大展开，当我们回首当年的大学时，还可以看到梅贻琦校长的清华，竺可桢校长的浙江大学等等老字号的中国名牌大学。这些老一代中国的大学的领军人物，在各自的执教时期，虽然校风各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近的理念，那就是：大学是钻研学问之地，大学不是有高楼大厦而是有大师之地。这样的理念，是他们普遍持守的信条。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所率领的大学，其时虽然处于风云激荡的民族危难岁月，但是彼时的中国，仍处于相对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社会环境，肇始不久的大学教育，虽然筚路蓝缕，步履蹒跚，仍然在这些出色的校长们的带领下，取得了各自的成绩，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教育基础，这些大学最迷人的时代，也就是这些校长们掌门的时代。同时，他们的存在，也成为当今尸位素餐的中国的大学后人们颓唐没落的一个个鲜明的对照，思量起那些声名卓著的先辈，今人能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乎。
国民政府时期，先有外敌入侵，后有内贼变乱，民不聊生，灾变相寻，和平建设的时间不长。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大学教育没有中断，虽历尽劫难，各个大学仍然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这一段时间，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教育发展史。
复旦大学的壮大，也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复旦当时内迁至大后方重庆，这段历史是复旦校史上很重要的一段。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大力扶持复旦大学，复旦的许多学科的著名教授，就是当年国民政府从浙江大学或其他大学调到复旦去的。复旦的创始人，是马相伯和李登辉二位先生，现在复旦大学的大礼堂叫“相辉堂”，就是取两位先生各一字而成。李登辉先生其实是一位出身南洋的华侨（确切来说他不是中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目标就是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中国的耶鲁”。这样说起来，南北两大名校，复旦是遵循美式风格成立发展的，而北大则是以欧陆模式成长起来的（蔡校长留学德国）。
除了北大清华复旦浙大这些今天的超一流大学以外，通观今天的绝大多数一流大学，都是晚清到国民政府期间创建的。比如国立武汉大学，雏形成立于1893年，比京师大学堂还早，正式冠名“国立武汉大学”是1923年；（到今天，只有武大还正式自称“国立武汉大学”。），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1904年；南京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院创建于1902年）；中山大学，1924年；兰州大学，1928年；同济大学，1907年；南开大学，1919年；厦门大学，1921年；四川大学，1896年；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1895年），哈工大，1920年，等等，加上各地的教会学校，构成中国当代教育的重镇，成为培养中国人才的摇篮。今天我们耳能详熟的许许多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历史地来看，国民政府是延续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脉络，推翻满清王朝而成立的。时代所限，中华国民政府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它至少有两大特点与后来的中共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第一，它的成立是中国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针对满清所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主流社会里的一批精英人士，痛感于时代潮流和世界格局之要求，自下而上地开始的一个革命过程。换句话说，国民革命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精英，因着自己国家的需要，为了自己国家的前途而奋斗的一个过程。”第二，国民政府没有对中国社会进行摧毁式的社会变革，它基本保持着中国社会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到大部分文化传统的既有风貌。换句话说，国民政府的中国仍然是“中国”。
从第一个特点可以说，国民政府是合法的；从第二个特点可以说，国民政府是合理的。
作为参考，我们来看看1948年国民政府部分政府官员的教育背景。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 -----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注：南开大学创立者）
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
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不必多说什么，当年国民政府的主要官员与后来的中共政府官员，在文化教育水准方面的差距，一目了然。当年国民政府与欧美文化的距离更接近，与民主政制接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更高。是否可以说，如果没有内贼变乱，假以时日，中国必能走上一条与今天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帝没有这样带领中国，我们只有一声叹息。
总而言之，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基础已经成型，就等着中共来祸害了。
2．陷落与停滞
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政府转进台湾，中国大陆沦陷，大学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就进入了一个灾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学教育中断的十年。
中共的特点，相对于国民政府，截然相反。从结论来说，第一，中共的革命乃是“中国的一小部分社会边缘人士，在外国势力（第三国际）的煽动和扶持下，为了外国政治势力（苏俄）的需要，以恐怖活动为主要手段，在中国进行的一场推翻现政权的过程”。第二，中共建政以后，发动了一系列彻底的毁灭式的政治运动，其结果是把中国社会摧毁，历史上那个“中国”已经不复存在。
一对一而言，中共政权既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毛时代，中共第一代强人们靠着枪杆子的威力，还可以尽逞一时之威，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共这两个特点越来越为人所诟病，而中共自身，根本无法给世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到现在，中共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瓶颈中挣扎，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们无奈心态的写照。可悲的是，因为这两个胎记过于明显，估计他们到死也不过不了河。
教育是否受到重视，很大程度直接取决于国家的执政者对教育的态度。从最高领袖毛个人的经历以及他的性格来说，年轻时代的毛，作为一个乡村青年，既没有书香门第的学问传承，也不是名门望族的出身背景，他的个人奋斗，的确经历了千辛万苦。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打工，其中也有蔡元培先生的间接帮助。但是后来的胡适，则对毛毫不客气，丝毫不掩饰他对这个农村青年的轻蔑。胡适曾直接嘲笑过毛的古体诗词不通顺。这些当年在北大“受辱”的细节，成为毛一辈子不能抚平的心灵创痛，一旦他掌握了中国的权力，他就有了机会和权力来报复，反过来羞辱他心里深处那些曾经羞辱过他的人。这就是毛对于知识分子毫不客气地发动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心理动机。
1949年建政初期，中共政权尚有很强的欺骗性，不但许多声名卓著的文化人士滞留大陆，甚至海外的部分学人们，也纷纷禁不住诱惑而“弃暗投明”，所谓“回到祖国的怀抱”。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恰恰是“弃明投暗，自投罗网”，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得大学教育中断，学问的研究自然无法继续，很多人受到非人的折磨，甚至连性命都赔进去了。现如今，回首当年，虽然很多人说“不后悔”，那也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种自我解脱罢了——一生那么宝贵的时光被耽搁，自己的尊严被伤害，你说“不后悔”，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没心没肺。
我们小时候读书时，批判“师道尊严”，后来才知道，堂堂的教书先生，本来都是被人尊敬的，当年反而要接受批判甚至挨打甚至被打死；后来又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想起来，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都是与正常的价值观相反的。以后的岁月，我一直努力自我调整，否定毛时代教给我的那一整套价值系统，使自己不至于已被陷在愚昧人的境地。
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刺激和失败，使得毛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疯子，以至于在晚年不顾一切，孤注一掷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混乱超乎了毛的控制，他索性下令把中学生们全部赶到农村去，学校干脆关闭了。
1966年到1976年，10年间没有正常的大学考试和大学教育。这对于一个民族是何等深刻的伤害，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某些灾难性的后果。这期间曾经有过“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而是通过党组织的推荐，进入大学学习。当时有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决裂》，表现的就是，农民的孩子不靠入学考试，而是凭着手上的茧子就能上大学。书记举着年轻人的手，看着他手上的茧子深情地说：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我们不能否认工农兵的孩子也有上大学的资格，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大学当成茧子的培训基地。如果手上的茧子就是上大学的资格，整个民族的智商会变得很可怕。就象今天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中共领导集团，因为从根本上是一个乡村文盲团体，他们最在意的，当然不是教育，相反，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卑，使他们更倾向于把所有人都变成文盲，因此他们对教育不但不重视，而且还要横加控制。这就是与其他社会领域相一致的“党委负责制”，也就是给大学配一个“党委书记”，这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大学里的党委书记，与其他单位一样，多数是一些文化水准偏低的党的高级干部，一般来说都是大学教育的绊脚石。最可笑的是，在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神学院里竟然也有党委书记——无神论者如何管理有神论者，这也实在是中国特有的笑话。
3．恢复与希望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毛死掉以后，很快发生宫廷政变，中共的务实派掌握了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不被颠覆，他们开始回归到比较正常的治国轨道。1977年开始恢复大学教育。很快进入辉煌的80年代，全民振奋，齐心合力，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而讴歌奋斗，那是个令人振奋，令人充满希望的年代。
关于那个年代，请参阅笔者的相关文章，简单地说，那时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满腔热血向往着祖国的明天，也真诚地相信祖国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灿烂。“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这昂扬的歌声，到现在还萦绕在耳畔，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胡和赵的执政时期，是一个思想界，文化界，言论届，出版界都享有从未有过的自由的时期，也是一个各种学说，各种思想并行不悖，大行其道的时期。我们深有感触的是，一个社会思想的活跃，才是这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关键，而且思想的自由才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思想不是敌人，自由不是混乱。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新思潮讲座，各种学生社团不断涌现，各领风骚。
没想到，1989年的枪声，把中国直接从鲜花盛开的春天打入了寒冷的冬季。短短的12年的金色时代，昙花一现就枯萎了。
4．倒退与沉沦
1989年的枪声一响，给中国带来了混蛋逻辑。
89年以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倒退期。开枪杀人，这个任何朝代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屠杀之举，令中共政权进入了一个死结，这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的死结。谁也绕不过去，谁也不敢承担，只有用掩耳盗铃的手段自欺欺人，等待时间的冲刷，期待大家把它遗忘。但是如此惨痛的记忆，岂是可以轻易忘却的！
关于这个时期的整体社会状况，也请参阅笔者的相关文章。
简单地说，江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畸形发展时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全民道德的丧失和价值观的扭曲。开枪以后从地方首长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国之君的人，本人的权力不具有合法性，又没有政局根基，他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悖于前朝领袖钦定的路线之举。他所有的作为，只有一个中心：“闷声发大财”。这样，整个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全民发财的狂热状态。开枪，这个政治上的反动举措，使得政治领导人自知理亏，不敢去触摸政治领域的任何话题，因此他们只有一个途径：经济。一个国家只剩下经济可以谈论，可以实践。这是一个绝对的非正常状态。
江时代最大规模的举措就是消灭法轮功，这是另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只不过这次不是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内乱，而是国家机器主导的对一部分国民的疯狂迫害。对那些没有历史感的人来说，他们只认为今天的事都是合理的，他们看不到历史的纵深，没有历史的比较和思索，看不到眼前的荒谬。如同当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们，也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好青年，谁知道自己所忠诚的是一个反人类的政权，谁又能预测自己的所作作为，乃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今天我们提起“纳粹”会不寒而栗，当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还不是一个吸引了众多爱国青年的众望所归的母亲党？这是一回事儿啊！
江时代的反动，直接波及到大学教育。不但是社会机构，就是大学里也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揭批法轮功小组”，一般都是由文史哲三个系联合举办。看看这一点，对比一下当年的蔡校长的北大，令人无限感慨，中国文化教育的倒退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在蔡校长的北大，拖着长辫子的保皇派老先生，和维新派的进步党人同室谈笑，各个流派和思想的学者，都是蔡校长的座上宾，甚至被蔡校长亲自延请来授课；蔡校长本人对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素无好感，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他却支持在北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两位共产党的初期领袖，都出自北大！这是何等的胸襟和见识。而今日中国的大学教育，早已容不下任何不同的思想，老哲人苏格拉底般的蔡元培，在中国的土地上永远不再出现。
江时代还有一个举措，就是给大学安排等级。本来，行政级别这套东西，只是共产党官僚体系的一个特有的东西，从这个体系可以看到一个非法的执政党，如何分级而治，如何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官阶体系中，既互相勾心斗角又按级享受特权，这个等级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毒瘤。有人说“我党”原来是清廉的，腐败是最近才开始的，这个说法太天真。实际上，行政级别的花名册，早在中共进京称帝之前，在西柏坡就制定好了，也就是说，还没有当皇帝，对国家建设还没有任何贡献之前，朝廷大员们如何享受特权，就已经安排妥当。
为了笼络大学教育这个领域，江也来了个“加官进爵”，给北大弄了个“副部级”。北大校长，这个曾经引领中国教育界潮流的辉煌的名字，现在就变成乖乖的笼中鸟，变成了可怜的“副部级”。想当年，蔡校长不但把校长这个职务看得很淡（辞职好几次），甚至连教育部长的宝座都不希罕！
当今的中国大学教育，请恕我直言，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最近比较惹人注目的，大概是大学合并，合并活动中比较明显的，就是本来的一流大学吞并各地的医学院。中国的大学，本来一般都没有医学院，医学院都是分开另设的。有人说：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医学院，所以，我们的一流大学也要有医学院！且慢，人家有医学院，那是人家本来的教育体系，比如东京大学，1877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以“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两个学校为基础创立的，人家的医学院，从最初就是大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后来强加进去的。
最近吞并医学院的风潮，在我看来，并非是为了什么建设“一流大学”。诸位，我对中国人民在建设近代文明的各项举措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实在是不敢恭维。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人，在干好事方面一无所长，在做坏事方面却是一群超级天才。谁相信他们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那他只是个缺乏人生经验的受骗者罢了。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华彩时代，已经飘然而逝，一去不复返了。
我来告诉你们吞并医学院的真实原因：今天中国的大学，要跟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要闷声发大财，要挣钱。挣钱的最快途径就是吞并医学院。因为医学院都有附属医院，而医院正是当今中国抢钱大户，多少人痛不欲生哀叹生不起病，其原因就是医院的道德堕落和体系的扭曲，使得他们不再以救死扶伤为医德，而是以“闷声发大财”为抢钱的理由，毫不客气毫无人性地把医院当成了抢钱的最好的工具。所以吞并医学院，不是为了建设什么“一流大学”，而是为了发财。现在，复旦这样的大学，富得流油，有的是钱，因为吞并了上海医学院以后，上海屈指可数的一流大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等，都成了复旦的产业，那些医院如今都是摇钱树啊。
另一方面，从本来的医学院来说，人家当然不愿意被你吞并。一来，人家也都是老字号的名牌大学，教育体系很完善，医疗系统也很健全，并不需要外行来领导。二来，人家也想靠医院来闷声发大财呢！你把人家的财路断了，谁还有心思好好办学？所以，吞并医学院以后，本来的综合大学本来没有能力管理医学部，而原来的医学院也不会真心实意地接受吞并，所以阳奉阴违。总体效果就是削弱了医学院的水准。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了，合并根本就无法达到建设“一流大学”这样一个目的。
还有一招叫“扩招”，即扩大招生名额。说白了就是多收些学费，也是为了赚钱。真正的一流大学，从来不是靠“规模庞大”“人多势众”来建成的。
大家可以发现，吉林大学没有出现在我上边的名单里，因为吉林大学，大部分是“我党”自己搞起来的。1946年吉大成立时，吉林省已经基本处于“我党”的魔爪之中了。今天，吉林大学也趁着吞并之风，大肆吞并长春市的其他院校（包括白求恩医大），其疯狂程度居于前列。幽默的长春人说：“长春市坐落在美丽的吉林大学校园里。”去长春，你一下飞机就进入了吉林大学校园。
大学是培养人才之地，是钻研科学之地，是孕育新思想之地。这些本来的应有之意，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找不到了。80年代，本来有一些机缘，可以让我们越过毛时代的黑暗，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和先贤的时代发生了某些继承关系，但是很不幸，89年的枪声无情地打断了这个继承的机会。
5．总体来看，中国大学教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最近看到一些当年大学宿舍的照片，其人物姿容之恬然，宿舍环境之整洁，加上当年教育内容之严谨，都是今天的大学所不能比拟。与先贤们的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别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语。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这些伟大的校长们远去了，他们再也不会归来；梁漱溟，陈寅恪们也如流星般消失在天际，同样不会再现。而无论是那些伟大的校长还是那些卓越的教授，他们留下的空谷足音，至今仍然回响在大学教育的园地中。
这些名字和他们代表的那些美好的年代，还会重现吗？
时间的自然演进，并不会带来社会的必然进步，有人津津乐道于“明天会更好”，事实是，明天完全有可能变得更糟糕。只要我们不努力，社会的退步时刻都会发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理解不了。这也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失败的一个重要表征。
2010/6/22初稿
6/23改于东京
2010年5月30日星期日
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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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6日星期三
国企破产13年造千亿坏账 国有银行买单
国企破产13年造千亿坏账 国有银行买单
核心提示：国资委近日下发《关于进行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总结的通知》，要求总结16年来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财政部透露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达4936户，核销的金融债务3872亿元。而这些破产国企的债务多被国有大行重点“买单”。 国资委的一纸通知再次将国企政策性破产造成的银行数千亿坏账带入视野。2009年12月31日，国资委下发《关于进行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总结的通知》，要求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系统总结16年来全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
此次下发的《通知》中，还附带下发了一份 《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总结调研提纲》，该《调研提纲》对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实施的基本情况进行调研，其中核销国有金融机构债权数额成为需要摸清的情况之一。
13年核销3872亿
政策性破产，又称计划内破产，是指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的纳入国家破产兼并计划并享受相应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的破产。
政策性破产始见于1994年。199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上海、天津等18个被国务院确定为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的城市的国有企业破产，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首先用于安置职工，企业在破产前为维持生产经营而向职工筹措的款项视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优先清偿。
此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政策性破产逐渐成为解决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的重要手段。按照国务院的工作安排，国企政策性破产在2008年画上了句号，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不再实施政策性破产关闭。
分析人士认为，政策性破产是支持国企改革的一项优惠政策。政策性破产与按《破产法》的商业性破产最大的区别在于，国企破产时的全部资产首先用于安置失业和下岗职工，而不是清偿银行债务。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后，原有的金融债权将成为坏账。
财政部透露，1994年至2007年底，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达4936户，核销的金融债务3872亿元，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949万人。
正是鉴于国企政策性破产牵涉诸多问题，财政部网站上还专门开办了“政策性关闭破产”专栏，重点论述政策性关闭破产情况。
国有大行重点“买单”
毫无疑问，国企政策性破产核销的近4000亿元金融债务中，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无疑占据了绝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国企改革的大量成本。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在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之前，财政部一直是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出资人代表。
按照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意见》，列出的2005年至2008年工作规划：一是新增的拟关闭破产企业，共1610户，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1502.6亿元，职工228万人；二是目前已送各国有金融机构审核的拟关闭破产企业，共506户，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769亿元，职工123万人。以上企业共计2116户，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2271.6亿元，职工351万人。
这也即是说，政策性破产关闭涉及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债权多达2271亿元。如果这些能成功追回的话，按照当时35%的所得税率计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将增收1703亿元。
这即是说，在2005年至2008年4年间，若将1703亿元摊薄到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上，每家银行每年税后利润将增加超过100亿元。
而以目前市值、利润全球第一的工行为例，2005年，工行年报显示净利润为337亿元。若上述100亿元能转入银行利润项下，则四大行年利润率将上升超过30%。
核心提示：国资委近日下发《关于进行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总结的通知》，要求总结16年来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财政部透露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达4936户，核销的金融债务3872亿元。而这些破产国企的债务多被国有大行重点“买单”。 国资委的一纸通知再次将国企政策性破产造成的银行数千亿坏账带入视野。2009年12月31日，国资委下发《关于进行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总结的通知》，要求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系统总结16年来全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
此次下发的《通知》中，还附带下发了一份 《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总结调研提纲》，该《调研提纲》对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实施的基本情况进行调研，其中核销国有金融机构债权数额成为需要摸清的情况之一。
13年核销3872亿
政策性破产，又称计划内破产，是指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的纳入国家破产兼并计划并享受相应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的破产。
政策性破产始见于1994年。199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上海、天津等18个被国务院确定为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的城市的国有企业破产，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首先用于安置职工，企业在破产前为维持生产经营而向职工筹措的款项视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优先清偿。
此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政策性破产逐渐成为解决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的重要手段。按照国务院的工作安排，国企政策性破产在2008年画上了句号，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不再实施政策性破产关闭。
分析人士认为，政策性破产是支持国企改革的一项优惠政策。政策性破产与按《破产法》的商业性破产最大的区别在于，国企破产时的全部资产首先用于安置失业和下岗职工，而不是清偿银行债务。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后，原有的金融债权将成为坏账。
财政部透露，1994年至2007年底，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达4936户，核销的金融债务3872亿元，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949万人。
正是鉴于国企政策性破产牵涉诸多问题，财政部网站上还专门开办了“政策性关闭破产”专栏，重点论述政策性关闭破产情况。
国有大行重点“买单”
毫无疑问，国企政策性破产核销的近4000亿元金融债务中，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无疑占据了绝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国企改革的大量成本。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在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之前，财政部一直是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出资人代表。
按照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意见》，列出的2005年至2008年工作规划：一是新增的拟关闭破产企业，共1610户，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1502.6亿元，职工228万人；二是目前已送各国有金融机构审核的拟关闭破产企业，共506户，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769亿元，职工123万人。以上企业共计2116户，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2271.6亿元，职工351万人。
这也即是说，政策性破产关闭涉及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债权多达2271亿元。如果这些能成功追回的话，按照当时35%的所得税率计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将增收1703亿元。
这即是说，在2005年至2008年4年间，若将1703亿元摊薄到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上，每家银行每年税后利润将增加超过100亿元。
而以目前市值、利润全球第一的工行为例，2005年，工行年报显示净利润为337亿元。若上述100亿元能转入银行利润项下，则四大行年利润率将上升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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