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演变

>@kennysino http://bit.ly/MeQhz 这篇吗？ >@l_revolution《南方周末》国庆那期很牛逼啊，充满了隐喻。跟唐宋元明清比、写几个开国人物都没好下场、国家机器（动用军队的时刻）、站起来的人，摆明了在破坏气氛，竟然可以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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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09-09-30 11:38:05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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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平治之世，不测之忧
编者按：几十个王朝的起起落落，构成了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每个王朝都有其光芒与独特的贡献。无论统治者勤政或颟顸，人民始终都在辛勤地耕耘着这片土地，人民始终都在坚忍地发展着中华文明，所以历史始终都在前进。
我们在此上溯5个朝代，梳理其王朝建立前60年的得失，希望如古人所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现实的阳光照进历史的尘埃，一切历史也就成了当代史。
但在既往的历史中，无论怎样前进，我们并没有能够凭借自身，把我们的文明推进到现代文明，而是始终在古老的农业文明中徘徊。我们有优雅的器物，我们有庄严的思想，但是三千年来无论旧王朝如何更替，始终没有能够创造出一种机制，把权力关进笼子。
没有制约的权力，在三千年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恣意奔腾。人民无论怎样辛勤地创造，都无法满足它那黑洞般贪婪的胃口。每个朝代的肌体刚刚走向康复，文明刚刚有了一点积累，很快又被权力的病毒所袭击，最终都成为一部失败的王朝史。
我们的文明一方面在坚韧地推进，另一方面又总是被反复中断，我们就始终不能完成文明的升级换代。三千年王朝历史陷入徒劳无功的循环，犹如西西斐斯推石上山，我们不得不不断地推倒重来，始终到达不了山顶，见不到现代文明的曙光。
三千年的历史已是明证，不对权力予以制衡，不注入现代文明的新元素，老树注定开不出新花。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始终不能告别三千年的失败循环。但我们毕竟正在走出这种失败循环，现代文明与中华古老文明的交融，三千年的辉煌和苦难，正引爆一场人类学意义上的化学反应，我们的民族理应从此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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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平治之世，不测之忧
作者: 十年砍柴（独立媒体人） 2009-09-30 11:41:48

【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六十年大事记：玄武门之变 贞观之治 武则天辅政
大唐仪凤三年，大唐已立60载。岁在戊寅，西历678年。国都长安城里，大明宫外柳丝拂面，太液池里水波不兴。
当时统治着这个世界最强大帝国的皇帝是高宗李治，他在上元元年（674年）被群臣尊称为“天皇”，同时皇后武则天接受尊号“天后”。高宗是大唐的第三代君主，天下臣民将天皇天后并称为“二圣”，对朝局略有了解的百姓都知道，皇帝对天后武氏言听计从。事实上，从显庆年间开始，正当盛年的皇帝就体弱多病，懒于朝政，而武后恰好是个厉害角色，许多臣下的奏章就让皇后代劳处理了。武后娘家人分居朝廷多个显要的职位上，一些善于奔竞的官员，知道找天后的路子，比找今上还管用。朝野中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他们隐隐感觉到今上驾崩后，大唐将会发生一些什么大事。太祖的沉毅果敢，太宗的雄才大略，为什么在今上身上依稀难寻？
但是多数人不曾料想，高宗驾崩后，武后竟然几乎将大唐宗室诛戮殆尽，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放过。此时，大唐广阔的疆域内，处处呈现太平胜景。从李渊父子起兵太原，于西历618年称帝至今，大唐国祚已整整延续了一个甲子。经过太祖的筚路蓝缕，经过太宗的励精图治，这个雄踞在东亚大陆上的帝国，其赫赫国势，无人质疑。其影响之广，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越葱岭，万国遣使来朝，已成为长安城里一道平常的风景。
帝国虽然存在种种隐忧，但这个帝国整体上还是一派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和皇帝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恰成对比。
此时的大唐，来自外部的国家安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时，天下群雄逐鹿，为了能在这场江山争夺游戏中胜出，有着胡人血统的李渊，忍辱负重向北方强大的突厥可汗称臣，乃得以解决后顾之忧，挥师南下。直到贞观四年，太宗命大将李靖统兵十万，大破突厥雄主颉利可汗，解决了北部的威胁，太宗为此欣喜地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东边的高丽，经过隋炀帝、唐太宗到高宗朝的数次征伐，劳师糜饷，终于换来了高丽的纳贡称臣。西南高原的吐蕃，兵强马壮，是六十年来大唐最大的外部威胁，通过贞观朝的和亲，宗室公主，以金玉之质，远赴雪域，求得了和吐蕃的脆弱和平。
贞观二十三年（西历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驾崩于翠微宫，就在此前的四月，为大唐立下不世之功的卫景武公李靖辞世，英明一世的天可汗李世民和他的肱骨大臣，以及陪伴自己在疆场搏杀的六匹战马已经归于尘土，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对于性格懦弱的儿子李治，能否掌控如此一个超级大国，李世民生前并非没有担忧，在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春正月，太宗作《帝范》十二篇赐太子，这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遗言。太宗在《帝范》中对自己的接班人如此谆谆教导：“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善尽美，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
高宗所继承的，是一笔丰厚无比的政治遗产，不但边境安定，百姓富足，最为重要的是，大唐突破了历史瓶颈，高宗，要做一个守成之主，并不是难事。
中国历史上，新王朝建立后，前三四十年是最重要的瓶颈时期，若这个“小三峡”顺利穿越了，则是一泻千里，前景辽阔；若在这个瓶颈卡壳了，则多半是二世而亡，开局不错的帝国变成短命王朝。汉朝在高祖身后，由于吕后的干政，政局激荡几乎倾覆了大汉帝国，幸赖高祖培养的旧臣，保住了刘家社稷，然后经过文帝、景帝两代帝王的治理，终于使汉朝有了十分稳定的制度构架，从而种下了长命王朝的基因。相反，秦始皇、隋文帝都是杰出的开国君主，然而两个王朝在第二代帝王的手里，没能突破历史的瓶颈而夭折了。或许王朝的瓶颈期，犹如一个孩子的童年时期，疾病、伤害等种种危险相伴，一旦顺利告别童年，进入青春期，就有了较强的生命力。
对帝国而言，往往其致命的危机是由接班人的危机引发的，因为帝位传承，是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往往一顺百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祸患无穷。和秦、隋一样，大唐的“童年时代”，最大的危机也是由帝位继承引发的。
大唐帝国，是李氏父子、兄弟合伙做大的一家家族公司，在那样的时代，无论在哪个行当创业，最佳的人力资源配置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因血缘而结成的信任机制，所激发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很幸运，上天赐给李渊的几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无一不是人中俊杰，特别是二子李世民，这种优势隋末争霸的群雄中，无人能比。然而，一旦逐鹿得手，新帝国建立，往昔打江山时的幸运就很容易变成不幸，几个儿子个个杰出，那么一定给接班人的选择带来巨大的危机。武德九年（西历626）六月，终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带部将诛杀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兄弟相残中，李世民胜出，不久后即位，尊李渊为太上皇。
李世民自登九五之尊后，最大的危机是，如何修补合法性缺陷。帝制时代，最高权力更替的正当性体现在道统、血统和法统的统一。所谓道统，是天命仍在某姓某家，也就是说这个王朝还没到被天下百姓抛弃的时候；所谓血统，则继承人必须是老皇帝的直系后代；所谓法统则是作为后代继承皇位，必须是合乎程序的，要么是嫡长子，要么在老皇帝生前已被指定为接班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后，面临的难题和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几乎一样，胡亥、杨广没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而李世民当然不愿意重蹈覆辙。尽管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但胜利者并不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李世民无论如何发动谋臣为自己辩解，但“弑兄逼父”的嫌疑很难洗清——对一个雄心万丈的帝王来说，这如芒刺在背。如何修补这种合法性的缺陷，那么只有通过执政的业绩，让天下臣民觉得，李世民当皇帝，是最佳的历史选择。太宗李世民做到了这点，他交一份“贞观之治”的答卷。他启用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贤能人士，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即便这样，太宗至死头脑十分清醒，不敢为自己执政的业绩而自傲，更不敢说自己当政二十余年是前无古人的盛世。所以他告诫太子：“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
很不幸，先帝遗言对高宗所起的作用太有限。李治即位后依然执行太宗的“治国之道”，永徽年间有贞观遗风。永徽六年立武则天为皇后，高宗逐渐地将朝政交给武后打理，从此，大唐开始步入一条曲折的山路。
就在仪凤三年，以李敬玄代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率兵征伐吐蕃，九月与吐蕃大战于青海，兵败，被吐蕃俘虏的将帅不知凡几。自此后，大唐、吐蕃的脆弱和平被打破，吐蕃一直成为唐帝国的心腹大患，直至唐朝覆亡。
这一年，“初唐四杰”已成名多年，六十年的太平与富足，终于滋养出大唐第一个文化灿烂的时期。王勃在两年前溺亡于帝国最南端的交趾，剩下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正当盛年。此后的光宅元年（西历684年），武则天废睿宗自立，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传入京师，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惊呼道：“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然而，对这一切，已躺进乾陵地宫中的高宗什么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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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作者: 张国刚（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旭 采访整理 2009-09-30 11:45:00

唐朝前60年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统治者总结隋朝覆亡的教训，对于百姓的敬畏之心有所加强，认真贯彻了“以民为本”的治国为君之道，知道战乱之后要与民休息，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保证耕者有其田。唐太宗特别强调孔子所说的“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说国家要“藏富于民”，不在“盈其仓库”。一个国家富不富就看老百姓富不富，老百姓不富裕，君王怎么可能富裕呢？这就是以民为本的方针的确立，改变了隋朝末年的暴乱之政。
其次，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一系列新的制度确立，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不断完善。比如，三省六部制形成了一个权力制约机制，对中央核心决策权力的制约。这是从汉武帝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到唐代更加完善。中央设三省，宰相们决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遇有事情在政事堂集体商量决策，这跟汉朝宰相一人权力独揽、明朝把宰相废了两个极端都不一样。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有几点值得重视，第一是精兵简政，中央官员从两千多名减少到640多名。第二就是纳谏，纳谏是贞观时期的一个政治特点，纳谏就是为了决策科学，减少失误。第三就是唐太宗很重视基层干部，地方干部的人选，他都很关心，他平常都在屏风上写上他们的名字，谁有做了好事他就记在屏风上，每天都要坐卧横看。最后就是重视法制建设，从贞观年间开始编的《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现存的第一个法典，这部法典影响到宋元明清时代的法律，也影响了新罗、日本和周边的很多国家。
再次，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也处理的比较好。唐太宗实行的是一个包容的、开放的民族政策，他的朝廷里有很多外族的将军、文官。无论是抗击突厥的侵扰，还是后来与吐蕃、西北突厥等少数民族兴起后采用过和亲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因而周边民族争权都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总之，由于内政及民族事务处理得到，唐代初年60年的发展里总体是不断向上的，唐太宗继位的时候全国只有两百多万户，他去世前已经发展到380万户，到武则天的时候达到650万户了。经过几百年的分裂和民族融合之后，人心思治，大运河也开始发挥作用。另外生产技术也得到改进，比如江东犁适用于小户耕作，它的发明和使用也促进的生产的发展。台湾学者柏杨曾经提出，历史上的王朝一般有一个发展的瓶颈，前五六十年的时候很关键，假如这个时期或者政权的第二代、第三代，能够平稳度过危机，就会有比较长期的平稳发展。汉、唐、明、清的历史都验证了这一点，凡是两百多年的王朝都因而突破了这个瓶颈，因而享祚长久，其他大多数政权过不了这个坎，结果就出了问题。唐朝前60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决策的开放和科学性，三权互相制衡，立法、审议、执行互相制衡，防止过失。历史上讲的防止过失，今天我们看来就是互相监督。唐太宗反复强调的居安思危，越是顺利就越是要居安思危，经常研究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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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百年富足之基 百年积弊之源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高天流云（网络历史作家） 2009-09-30 11:48:46

【公元1020年宋真宗天禧四年】六十年大事记：杯酒释兵权 澶渊之盟 寇准罢相
公元960年12月，赵匡胤从扬州平叛凯旋，却整天无精打采。有人问他怎么了，他就摇头叹气，显得非常的苦恼——你们觉得当皇上挺好玩是不是？唉……比我当节度使的时候差得太远了。
有点吓人，这让别人怎么安慰他呢？难道满足他的愿望，大伙儿齐心合力造他的反，把他再打压回节度使原形？他只能自己找乐，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拿弹弓打鸟玩，但这时突然有个官紧急求见。赵匡胤以为出了大事，不敢怠慢，立即接见。结果，这位仁兄说来说去却都是些平常小事。赵匡胤火了，可这位官一点都不在乎，一句话就顶了回来——臣以为再怎么的，也比打鸟玩急点。
下面发生的一幕，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关赵匡胤习惯随时在手边提着一把斧子的记载。就见赵匡胤武人习性再次暴发，没有二话，举起斧子就砸了过去，干掉对方两颗大门牙。
这些都被站在远处冷眼旁观的赵普看得清清楚楚，等到没人的时候，他慢慢走近赵匡胤：您到底怎么了？
赵匡胤这才说出了心里话：我在想一件事，你说为什么从唐朝末年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当过皇上的人有八家，一共都十二个了，这还不算那些称国主之类的二皇帝。这都是怎么回事？这么乱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他看着赵普，下面的话还用再说吗？我赵匡胤是第九家了，要怎么办才能不让第十家出现？却不料赵普马上就向他深深地祝福——陛下，您能想到这些，真是天地神人之福，真是社稷百姓幸甚啊！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办，只要您能定下一个合适的制度……
就从这一刻起，赵宋三百余年的治国精神就此定下了。由此，百十余年的安定富足从此开始，而之后百余年来的痛苦衰落，几度沦丧，也都从这一刻深深地种下了。
那天赵普说——唐朝的崩溃，以及五代十一国的纷乱，都只有一个症结，那就是方镇权重、君弱臣强。要想根治，只有削夺兵权、制约钱谷、收其精兵，从根本上打消所有人的妄想，之后天下才能自然安定。具体的办法就是所谓“强干弱枝”。
历史可以证明，赵匡胤真的明白了，几十天之后，他就开始了实践。他一举收回了各藩镇节度使们的“支郡”管辖权（支郡，就是节度使驻地以外防区以内的其它州县）、财权，以及司法权。
这样赵匡胤基本上做到了“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大圣人朱熹语录。

这是对外，针对朝廷自己的官员，赵匡胤的做法更绝。他把宋朝每一个部门的每一个官员都加了点酵母粉，让他们分裂膨胀。
例如百官之首宰相，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在宋朝继续发展，唐朝的三省相当于宋朝的“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在唐以前，只有宰相没有三省。三省之中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三司是最高财政机构。说白了就是权、兵、财，这在以前，都是宰相一人说了算。
但在赵匡胤这里不行，之前赵普曾经对他说过，对付天下藩镇，防止他们造反的最好招数无非就是“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可他想不到的是，人总是自作自受，赵匡胤把这一套突然间原数奉还，都按到了他头上。首先就把宰相之权中的权、兵、财给分了，然后下面再层层分割，所有部门的设置以及官员的调配，都按照这个“三大纪律”来进行。
这还不够，还得有个“一项注意”，即“防”字当头。赵匡胤显示出的才华让历代所有帝王都瞠目结舌，望尘莫及。他来了个官、职、差三分离。
你当了官，那只是代表你到了什么级别，可以每个月领多少钱回家。所以很贴切地叫“寄禄官”；而职，也没什么实际用处，只是个荣誉头衔；只有你被差遣了，才真正既有了官，也有了职，又有了权……但是，也别高兴，一切都是暂时的，随时都会有一位仁兄突然走过来，告诉你可以回家歇会儿了，我的差遣来了。
于是你就得让位，一切从头开始，再次等待。
赵家王朝不是在战场一刀一枪杀回来的，被“黄袍加身”，让赵匡胤从开始就提防着反叛和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这让他全体保留了后周的官员，来保证官场的稳定，但是又不能给他们实权，小心他们会造反。那么活儿要交给谁去办呢？只能交给赵普、李处耘甚至亲弟弟赵光义这些亲信来担当，但是对他们也要限制，不给他们高官位置，哪怕只是暂时。
这就是未来的赵宋天下，官、职、差各立名目，层层设防的雏形。说来冗官、冗兵等等都是不得已的，谁愿意那样呢？
但是千年之后的我们，说实话也没什么资格笑话赵匡胤的“创意”。难道赵匡胤和赵普就想不到强干弱枝的弊病所在吗？
也许他们早就想到了，选择削夺兵权、制约钱谷、收其精兵，就会从根本上把国家活力和民族的精气神都压抑住，最后每况愈下而亡。可是选择放心大胆地任用臣子藩王，把地方做强做大，那么后果就是复制了晋、唐王朝，到最后一样死得非常难看……封建王朝发展到了宋，就算再歌功颂德的人都会承认家天下迟早必亡的吧，怎样都是个死，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家里平安，没有内乱的死法呢？
宋朝以如此精神立国，60年后是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宋朝在宋真宗赵恒的治理下，国家社会变得平稳、富足。在经历了澶渊之战后，以每年30 万贯的岁金和辽国达成协议，换回了和平。
以此换回的百年和平，让中国古代的经济和文化攀上了空前的高峰。至于说后来的亡国，那真得归咎于宋徽宗赵佶这个疯子，贪图享乐什么的都是小事，他把祖宗的国策都变了。对吐蕃和西夏出兵，对辽国趁火打劫，对刚刚兴起的金兵也无信无义。这是他找死，和当年定下的国策总纲无关。
到了南宋，一旦宋高宗赵构重新拾起了这套旧家法，立即又把那半壁江山变成了繁华世界，仍然是举世第一的财富，人间最高的文明。
赵宋的极端文官政治就像一柄双刃剑，无论好坏，哪边都走到了极端。尽管如王安石所痛批：因循苟且，一时侥幸，但毕竟残喘319年，在封建王朝的寿命排行榜上，仅次于两汉。
这还真应了那句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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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苟且，侥幸一时”
作者: 王曾瑜（中国宋史学会前任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旭 采访整理 2009-09-30 11:51:55

要说宋朝的前60年，有三个方面必须说，就是中央集权、守内虚外和文官保守政治。宋朝跟其它朝代一样，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它又特别突出。鉴于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赵宋对地方进行分权，把权力都集中到中央机构和皇帝身上。由于过分防范内部，实际上导致它的军事制度是牺牲军队效率的。从宋太宗打幽州开始，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一种国家理念，历史上每个朝代建立的时候都实践了这一国家理念。腐败问题在历史上都能找到根子的，可以说是专制主义的遗毒。因为专制主义的政权不是在阳光和公开的程序下运行的，它的运行必然要依靠暴力和一套潜规则。如此则滋生了腐败，而腐败又是和保守的官僚集团紧紧相连的。
宋太祖建国后，由于黄袍加身的来历，已显露出追求文治的倾向。如他曾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到宋太宗时发达的科举制，也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但“过犹不及”，一切事物超过限度，必然走向反面。宋朝厉行文尊武卑，在名分方面过分压制武将。过分的崇文抑武，以压抑和束缚武将的军事才能与指挥权为快，又造成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军事的萎靡不振。官僚集团的人数增加之后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宋朝后来的荫补制度又特别发达，荫补的人升迁快。
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最大特色，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宋朝前百年的政治，说 “因循苟且”，“侥幸一时”。后来在面临金人进攻的时候，他们怯于公战，勇于私斗，治国和救国全然无方，而钩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了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从李刚的经历都可以很好地看出来。
因为这种积弊，导致出现了对外屈辱的格局，澶渊之盟就奠定了宋朝对外屈辱的基调。后来王安石也是想改，但是无能为力。宋朝内部的痼疾变不了，虽然它内部（地方）不乱，但是对外屈辱。宋太祖进行统一战争，中央集权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需要的是国家统一。他为了防止国家分裂、地方独大压制地方、分散兵权。但是为了压制武人，把文官制度推向极致，最后整个朝廷都变成了保守的、荒唐的书生政治。
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体系，防止了很多内乱的因子，比如兵变、地方坐大、宦官、外戚等问题它都从制度上解决了。但这样的制度是低效率的，所以面对少数民族的进攻，它是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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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启科举废科举重启科举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成帮（民间蒙古史研究者） 2009-09-30 11:55:39

【公元1331年元文宗至顺二年】六十年大事记：统一全国 入侵日本失败 恢复科举制
1331年，元朝建国60周年时，世界上“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大元内部，正面临严峻挑战。
蒙古人或许真不是中国的合适统治者，作为异族它第一次征服了“中国”全境，拼积木一样塑造了世界上横跨欧亚疆域最大的帝国。但是，蒙古人与汉人，也如同脆弱搭连的“积木”一样，始终没有也不愿意进入对方的内心。
依行汉法施行了20年的科举，4年后终于被废止了。一位许姓汉族官员因反对废止科举，结果科举废止诏告当日，被罚在百官前领头听读。
这一年前后，蒙汉两族的隔离再度强化：汉人（一部分北方汉族和契丹女真）和南人（南宋遗民）不仅被禁止携军器，也被禁止习蒙文，中书省内的汉人和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
严苛的等级制度贯穿了元朝始终，人群被严格划分为四类，蒙古族处于金字塔的塔尖，踩在塔底的是南宋汉人。有官吏写了一副春联叫“宜入新年怎生呵，万事大吉那般者”，因将元朝公文中生硬的“怎生”“那般者”插了进去，被杀了。
这只是漫长政府的一个相对文艺的插曲。而在极端的现实中，被征服者直接被屠城、平民沦为奴隶。站在一座座代表着不同文明的城池的废墟上，蒙古骑兵们的残忍和强大成正比。
蒙古皇帝和大臣大多不通汉语，文化领域蒙汉始终二元，异族统治者从未真正了解汉族文化精英的内心。事实上，元朝没有掀起文字狱，对各种宗教也保留着基本的尊重，但缺乏切肤之了解，昧于汉制之例并不鲜见。不止一位皇帝立其弟为“皇太子”，而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要将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汉臣据理力争方才作罢。
已经60年了，蒙人的本性仍未蜕尽。1335废科举后，诛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动议虽未实施，但一番改革的“重蒙轻汉”的本质已殊为明确：蒙古大元的统治之网中，必须抽离那根与“汉”有关的绳子。
元世祖忽必烈当年创立的蒙汉并立的体制，在一甲子后，正被后来者改写。
1206年至1276年统一蒙古部落的那些年里，蒙古骑兵忙于马背征服，对汉法了解有限，遑论利用。13世纪70年代，长于在马背上射出快箭肆意劈砍的蒙古族，已经不迷恋于他们的速度和凶狠了。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放下沉重的弯刀和粗劣的族姓，颁布农典，在认同运动游牧生活的同时，罕见地认同了静止的农业与和平。忽必烈在其统治中置入了汉统，从国号到服饰，以及决策。
在元，帝王即位有蒙汉两套仪式，文书至少有蒙汉两种。在入住北京城的一段时间里，草原上的草皮被移植到了宫城中，但还是有一些人睡不习惯舒适的宫殿，自己搭起了帐篷。
不过，即便在元初的义利之争中，力主“节用”、“爱人”的儒臣，谏言忽必烈“讳言财利事”令忽必烈不悦，但日后尊孔兴庙之风渐起，传统意义上的“元代中国”之域、修齐治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治理结构，成为蒙古统治者一个不错的选项。
在蒙汉间不断摇摆的忽必烈，本身成为一个蒙汉的交织体。他既是大蒙古国的可汗，又是中土的皇帝。他既被认为是背离草原传统的那个人——他的“万汗之汗”之位不是依靠草原传统推举出来的，而是来自违背传统的兄弟间的兵戎相见，而且，很多次，他也未能依儒臣建言，走出汉法治国关键一步——恢复科举，建设那条通达内圣与外王、蒙与汉的高速公路。
皇帝尊于可汗，高速公路也显然要比土路更好。尽管土路能看到《窦娥冤》和《马可波罗游记》流传万世的历史风景，但低级的文明形态如果不能融化进入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必将会被历史碾碎。
如蒙古族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的呼麦一样，矛盾的音符就此种下。在元前70年的蒙汉变奏中，伴随着元廷内部的草原帮和汉法帮的角力，矛盾时常因皇权更迭、内外战事带来的时势而变。另外一些时候，西域回回帮的加入让节奏更为复杂，时而舒缓，时而急迫。
仅文化层面而言，蒙古人骨子里缺乏那种应势而作的精致改变，他们没有汉族人的繁复和婉转，而今，以文明中国原来的方式治理中国的使命，不断落在后继征服者的肩上。只是，正如后世的史学家看来，继任的元帝王们，始终没走出忽必烈的框架。
元朝不足一个世纪的统治中，1314年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元朝举行了第一次乡试。受儒家教化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据说是元代第一个掌握了书法了蒙古人，对儒家抱有“同情式了解”。即位后他即诛杀弄臣多人，弱化蒙古族和回族的一方，因血统而获益的草原帮被限制。政纪废弛之下，元仁宗挽救危亡的举措，是重启已中断数十年的科举，提倡研习宋明理学且身体力行。
虽然科举最终只制造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汉族官员，并且最终未能重塑元朝的官员体制，虽然思想史上的元朝也没有大儒，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元朝本身的存在描述为插曲，但不容否认，元仁宗治下的元朝还是出现了改革之声，一度存在的二律背反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基于儒家礼仪的中国化，用百官和民意最大程度上制衡一国之君，在当时就是更高级的文明。
所以，虽然事后看来，这场汉化改革无异于搅动浅水区的浮萍，有人却赠与它“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的良好评价。
元朝的60周年是一个重要关口，各地的起义已经开始了。排汉政策的制定者伯颜是坚定的草原派，他辅佐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汉，当时年仅16岁。吏治腐败财政空虚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已在四川和湖广屡有发生，而伯颜在《元史》的记载中是“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这个跟大元开国元勋有着一样名字的大臣，成为部落野蛮和封建腐败的合成词，大元积蓄着的重蒙轻汉体制的弊端开始爆发。
试图励精图治的末代皇帝元顺帝有着深厚的儒家修养，他在元朝67周年之后试图拨乱反正，恢复科举延续汉统，并按帝王正统修前朝《宋史》、《金史》，连同减免赋税的惠民政策，力图延续元之命脉。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最后一次乡试是1366年，人们已在各地揭竿而起，考生的心思已不在试卷。亡国前的40年间，元混乱地换了9个皇帝。据统计，其中的6个是经过反复争夺甚至依靠武力登基的，两个被杀，一个失踪。他们大多没活过40岁。
享乐则代表了他们对旖旎繁华的臣服。“统治中国的蒙古人成为中国人，统治波斯的成为波斯人”，在享乐这一点上，这种对同化的描述尤其准确。他们来了，走了，将草原部落的粗犷覆盖在中原柔软复杂的文明中，无以复加地增强了臣对君的奴化意识，以至于这一点的继承者朱元璋并不称元为蛮夷，并将元之龛位放在正统祭祀的行列。
1368年，改立国号为元的第98年，元朝覆灭。蒙古人逃回漠北老家，他们输掉了战争也输掉了本性，索性将更为文明也易腐败的明朝，留给更易汉化的满族来征服，直到现代尾随舰炮声隆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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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蒙汉二元，改革中辍
作者: 李治安（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一海 何旭 采访整理 2009-09-30 11:58:30

【公元1331年元文宗至顺二年】六十年大事记：统一全国 入侵日本失败 恢复科举制
元朝前60年，从元世祖开始算起，改而停止杀掠，采用汉法，保护农耕，政策和国家体制逐渐变为蒙、汉二元，这是历史性的转折，奠定了元朝的基本制度。到了元仁宗时期，汉法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元朝建国20-30年才提倡尊儒，且大体限于汉地。忽必烈在灭南宋以前，虽然迟迟不开科举，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对举办各级儒学及书院多有热心。后来仁宗恢复科举，而为配合科举，教的考的都是程朱理学，《四书集注》进了科举，程朱理学随之成为了官学。这对中国儒学的发展很有意义，但也有负面作用，就是学术官方化，自由讲学不再被允许，《四书集注》成了唯一的遵照。
60周年时，边疆地区的叛乱，有增无减，海南也发生了起义。一方面，蒙古征服的扩张性必然引发反弹，另一方面，蒙、汉二元，特别是一些核心的治国理念始终没变。蒙古统治者表面上用的汉法比较多，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没变，文化上始终是两个圈子。相比较而言，蒙古统治者是内蒙外汉，最核心的东西没变；清朝统治者是内汉外满，服饰、发型方面讲究满族为宗，但是从深层文化上汉化得很充分。两者都是二元的，但是走向不一样。所以一直到元朝灭亡，依然是蒙古一个草原型文化圈，汉人一个文化圈。
元朝的前60年可以凝练成八个字：蒙汉二元，改革中辍。其结果，弊政丛生，积重难返。朝廷面临几头叛乱，有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叛乱、漠北宗王叛乱等。另外元朝征服海外，比如征伐日本、安南等。这些战争耗费巨大，所以，从忽必烈开始，财政危机就非常严重。滥发的纸钞，被马可波罗称为“点金术”。但这种方法是饮鸩止渴，只是暂时应付，把财政压力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拿的纸钞急速贬值。直到“南坡之变”英宗被暗杀，漠北草原贵族势力复又掌权，汉法变革又受到了波折。原本就有民族等级压迫，这时候又混入滥印纸钞引发的通货膨胀，还有自然灾患、修黄河徭役等，各种矛盾集聚并且剧烈爆发。到1368年，红巾军起义四起，元朝不到百年就覆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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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从“剥皮实草”到宣德炉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宏杰（历史作家） 2009-09-30 12:00:13

【公元1428年宣宗宣德三年】六十年大事记：靖难之役 仁宣之治 永乐大典
宣德三年，暹罗国向大明王朝进贡了三万斤上好的风磨铜。宣宗皇帝一高兴，命人烧铸成了三千个“晶莹温润”的铜香炉。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宣德炉”。
似乎应该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载入明代历史，因为这一年本是明王朝开国60周年。然而传统时代，这个大日子没人注意，包括刚刚登上皇位4年的朱瞻基。
都说朱棣之所以把皇位传给朱高炽，最终目的是要隔代传给孙子朱瞻基。这个孙子确是文武全才，即位初期表现令人惊喜。他长得玉理均衡，是个美男子。读书过目不忘，写诗文采焕发，做事又能英断，即位初期平定汉王之乱就是证明。除此之外，他业余爱好多多，特别富于艺术天赋，画名远播。宣德三年，聪明过人的他正把皇帝做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一手把玩着书画古董，一手轻轻松松、游刃有余地把“仁宣之治”推向顶峰。大明王朝在它开国60周年之际，正登上了它的极盛之巅。“仁宣之治”的出现，朱瞻基的智商和能力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关键因素。前两代帝王，朱元璋和朱棣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是至关重要的。

传统时代，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常态。因此一个王朝能否长治久安，关键是反腐。
朱元璋终生保持着对贪污腐败的极度痛恨。这种痛情，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杀起功臣来尚且心狠手辣，当然可以想象，名正言顺的惩贪活动会进行得怎样残酷暴烈。
朱元璋的反腐方式说来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砍刀。他希望用刀剑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他生性苛细，连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用这样的标准来惩贪，当然天下官员，几乎无人不是贪官。
一开始，朱元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后来干脆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其中，尤以洪武八年(1375年)的“空印案”与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原来是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终于开始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
如果不论手段光谈结果，朱元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如《明史》所言：“明太祖……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
朱棣为人，继承了父亲的果决残酷，又比父亲多了几分沉稳缜密。所以他反腐，与洪武年间的专靠刑杀不同，永乐期间，法制逐渐完备，规章日益细密。朱棣用人，又明于考察，所以永乐年间的吏治也卓有可观。
传统政治说到底，是一种完全依赖意志力的政治。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中国专制政体如同一架历代相沿的马车，如果驭手全神贯注，不断鞭打约束，则马车会走得又稳又快。如果驭手提不起精神来，动不动就打盹，那当然会遇到倾覆之灾。
一直到宣德三年为止，朱元璋传下来的强大意志力还没有被深宫醇酒妇人消磨净尽，明代的前几位皇帝都称得上长于自制，善于治人。在传统王朝，只要统治者控制住了自身和官僚系统的腐败，那么随着经济自然恢复和发展，盛世的到来是早晚的事。明宣宗在太祖、成祖的制度之上，只做了些小修小补。他平定了汉王的叛乱，保持了政治稳定；明于察人，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大臣，保持了政治清明；他撤兵安南，去掉了困扰王朝多时的沉重包袱。仅仅靠着这些，他就顺藤摸瓜摘到了盛世的果子。
然而，一个封建统治集团能连续保持60年的自制、连续60年的头脑清醒，已经是一个极为难得的纪录了。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
事实上，就在大明王朝建立60周年的宣德三年，明宣宗已经出现了意志力衰退的征兆。毕竟从小养尊处优，明宣宗是大明开国以来最爱享受，也最会享受的一个皇帝。随着国势达于巅峰，他心底的享乐本能终于冲破了传统的“贤君”规范。加之几年皇帝当下来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着自己。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就具备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
宣德炉的出现就是这种口味的证明。一般铸炉需要四炼，然而在宣宗的严格要求下，匠人选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红铜一起经过十二次的精心铸炼，也把宣宗的嗜好铸在了炉上。
宣宗另一项同样广为人知的嗜好是斗蟋蟀，因此被人称为“促织天子”。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采办。据说苏州的蟋蟀特别好，宣宗为此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采办1000只蟋蟀。这一任务给地方上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据说一位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蟋蟀，准备献给皇帝，不料其妾揭开盖子观看时不小心让它跑掉了，结果其妾自杀，粮长也上吊。这个故事被蒲松龄加工成了《聊斋志异》中著名的《促织》一文。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极盛就意味着转衰。因为极盛的时候，人的意志力最容易崩溃。在专制社会想要根除贪污，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主要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或者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朱元璋和朱棣以超人的残忍和坚决成功地抑制了腐败，但这种抑制仅仅是表面上的。导致中国式腐败的低薪制、监督监察机制失效的问题，在他们的治下，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后任皇帝一旦不再专心国事，官僚体系被抑制的腐败本能很快就会死灰复燃。
这种本能在60年间已经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令明代永远告别了清明盛世。明宣宗死后不久，朝政就落入太监王振之手，大明王朝很快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大明朝政从此一代比一代混乱，直线朝万劫不复的深渊滑去。并且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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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经营东北 对外厚往薄来
作者: 南炳文（中国明史研究会会长）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一海 采访整理 2009-09-30 13:50:58

【公元1428年宣宗宣德三年】六十年大事记：靖难之役 仁宣之治 永乐大典
明朝初立，政治上较之前朝有一定调整。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加强——取消中书省，提高六部地位，实行内阁制度，地方上以三司代替行中书省。这给后来长达一两百年的稳定，打下很好的基础。
明朝前四五十年，对边疆的经营管理有突出的贡献，特别是朱棣对东北的经营尤其值得称道。这时在黑龙江入海口设立了奴尔干都司，还在东北地区修建了驿路，这些都使东北地区和内地的联系在以往基础上更趋紧密。此后，即便是日本搞满洲国，东北也分裂不出去，这与明朝对东北加强经营很有关系。
明朝的前60年，大体处在和平发展的局面，皇帝也比较勤政。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基本是厚往薄来。从道德层面来讲，这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在经济上给中国带来极大负担。郑和下西洋7次后就停止了。其重要原因即在于此。这使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活动中，缺席了中国的身影。
思想方面，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比较严格，而朱棣为笼络人心，组织编辑了《永乐大典》，这对保存传统文化是很有积极作用的，清朝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不少大部头古籍。
另外明朝坚持实行的科举制度，也有积极的方面，朱元璋是经过反复衡量之后才坚定了实行科举制度的决心。最初他认为，年轻人中举之后。经验依然缺乏，所以，采用的主要是“推荐”制度，若干年之后才转变了想法。在科举制度下，经过层层筛选，官吏队伍的素质确实得到了提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明朝规定了严格的处罚作弊措施，这对保证科举制度的公平性起了积极作用。
明初反贪，甚至采取了很残酷的方法，这对明朝前百十年相对较好的官场风气，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到明朝中期，腐败问题出现反复，后期贪污甚至成为亡国的重要原因。贪污是生长于一定的制度土壤的，根本的东西不解决，再严厉的惩罚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