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许知远／叶夫图申科和他诗人朋友K去看一部旧电影。其中一个镜头是关于敖萨德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一群小铺老板和刑事犯打著「杀死犹太人，拯救俄罗斯」的横幅，手里提著犹太儿童们的血糊糊的头髮的棍棒。
「难道你想成为跟这些人一样的人？」叶夫图申科转头问K，他知道K是个排犹主义者。K躲开他，用冷冰冰的声音回敬：「我们是辩证论者。不是所有过去的东西都要抛弃的……」「他的眼睛里流露著希特勒青年团员的凶光。他的皮夹克的翻领上闪烁著共青团的徽章」，叶夫图申科后来写道，「我惊愕地瞧著他，无法弄明白，我旁边坐著的是一个什麽样的人。如今，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十年了，我才明白，斯大林的主要问题根本不是他逮捕和枪杀了一些人……」
这个插曲发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初的苏联，叶夫图申科在斯大林去世的十年后，回忆他的青年时代。除去有关K的争吵，我还记得他对夜晚莫斯科情绪的描述：「街上走著些下班回家的，疲倦的人们，手里提著麵包和盒装的饺子。那些建设和战争的年代，那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欺骗的年代，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悲惨的影子。在他们的疲倦的眼神里和压弯的脊背上，存著一种不可理解什麽的意识。」
那时的莫斯科仍享受著全世界的讚叹，它在最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工业悤国，击败了希特勒，拥有了核武器，谁能想到五十年前仍被视作欧洲最落后、野蛮的国家的俄罗斯，竟迅速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一半地区的领袖，製造了原子弹，第一个将卫星送上太空。
莫斯科悤大的宣传机器，不仅迷惑了外部世界，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相信，莫斯科找到了人类历史更好的一条途径；也麻痹内部人，多少俄罗斯人坚信不疑，斯大林正是最英明的领袖，他们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成就。只有最敏感的头脑，才会意识到这个国家面临著深刻危机——是的，或许你有了一个表面悤大的肌体，但灵魂却是低劣、狭隘的。
我和一个朋友谈起这个故事。他比我年长十二岁。二十年前他正在北京一所大学里读博士。他曾深深沉浸于那年夏天的热烈气氛，撰写宣言、参加游行。「我们都不成熟，也谈不上多麽深刻的想法」，他对我说，「但都觉得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在他看来，一九八九年是一九一九年精神的延续，青年人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国家的运行轨迹。
接下来的事件让他们大吃一惊。驱散他们热忱的是子弹和钢盔。「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那个事件不是在于死了多少学生」，他说，「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放弃了。」表面上，他的生活轨迹仍旧如常，他毕了业，成为一所大学的教授。但是，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一些东西不复存在了。他任教的大学比从前更富有，修建了更高大、豪华的建筑，学生的数量也更多，他们似乎更年轻、更时尚、更无所不知，但是有些东西的确彻底消亡了。
倘若你生活在此刻的中国，经历和目睹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贪腐无所不在，以至于人们认定权力本就如此；大学像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公司和行政机关，思想与价值，变成最不重要的一环；人人都渴望同样的成功，脸上都挂满了焦虑的神情；在互联网上充斥语言暴力，偏狭和愚蠢泛滥；人们言谈粗鄙，除去实际利益，什麽也不相信……
或许，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或多或少类似的问题。但是，此刻中国的表现的确与二十年前的那起悲剧有著直接的关系。子弹和钢盔，提醒了几代人，不要试图去参与政治生活、去挑战现有权力，这一切不仅毫无效果，而且引来个人灾难。而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则是国家政权对全社会的一次收买——给予你挣钱和堕落的权利，但放弃你作为公民的其他权利，包括你精神上的独立性。
现在，它大获成功，我们的社会不正充斥著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的K吗？在硬性的政治宣传下的K，狭隘、残酷、自以为是；而在政治压力和消费主义工作造就下的K，是另一种类型的狭隘、残酷和自以为是。它们都没有灵魂。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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