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国的“辛德勒”——王替夫
公元2001年7月13日，一位九旬老人在哈尔滨悄然离世。没有多少人记得他风雨坎坷的一生，没有多少人了解他的辉煌成就，也没有多少人理解他无奈困苦的心灵。老人匆匆的走了，不知道他临终前对自己的这几十年作何评价，我猜想，他应该感到坦然、幸福，他无愧于自己的一生。由于历史原因，他的事迹没有能广为流传，但这又怎样呢，他曾经捍卫过正义，这就足够了。
2001年7月30日，时任以色列驻中国大使沙雷夫先生来哈尔滨，打算探望这位犹太民族的朋友。很遗憾，只相差半个多月，便只得阴阳两重天。同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一个伪满外交官的人生告白》，作者不无遗憾地在后记中说：“王替夫的故事没有因为他猝然离世而结束，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位哈尔滨东省法政大学的优秀大学生；
他是一位语言和外交天才；
他是为日本、满洲国效力的公职人员，一些人称他为“汉奸”；
他是唯一面见希特勒，并与之共进晚餐的中国人；
以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世界上拯救犹太人生命最多的人!
1911年6月29日，王替夫出生在吉林市永吉县。他很小就对英语、俄语非常感兴趣，并达到了自由沟通的水平。1931年，当他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读到大三的时候，他已经能熟练运用日、俄、英、德四国语言。起初他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曾经上书李顿调查团：
尊敬的李敦爵士阁下：
阁下不辞劳顿，亲自率团来华，实不负万国之托暨吾国民所望。在下系本埠人士，就读于东省特区法政大学，只图求知以报国，而今日人入侵，横行恣肆，令吾辈报国无门，前途断送，特以万分沉痛之心情致函于阁下。
日本地处东瀛，垂涎我关东（原文误作“东关”，夏红注）土地已久，终于挑起奉天事变，悍然占据沈阳、吉林，又发兵热河，将战火蔓延至关东三省，且以扶持之名，擅立国中之国，敢问公理何在，吾国之主权何在？吾国军队并非无力御敌，奉政府之命以图国家处置而已。民众暨学界亦遵国家之命而忍痛克剩，寄厚望于国际公论。
切望贵调查团秉持正义之精神，明察日人之恶行，并诉诸国际联盟，以公法绳之，是所至盼。
特此致函
恭祝顺绥
王替夫敬呈
后来王替夫当上了满洲国的外交官，这态度的转变自有他自己的理由。无人有权苛责！由于出色的德语水平和外交才能，他很快被派往日本的盟国德国，成为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领事兼书记官。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王替夫通过和希特勒的亲密接触，初步了解了德国的政策和独裁者的思想。他同情犹太人，亲眼见到了他们的境遇，“为犹太人做点事”就成了他经常考虑的问题。
1935年，机会来了。美国的犹太人机构计划接收部分犹太人，而德国希望让这些犹太人经前苏联到伪满洲国，然后再去美国。具体办理这件事情的任务，恰好落在刚刚获悉德国消灭犹太人计划的王替夫身上。在他和美国犹太人共济会会长托马斯、和他的上司，外满洲国公使吕宜文协商后，成倍增加签发护照的数量，最多时达到每天100份。
二战爆发后，德国通知王替夫不要再给犹太人发护照了。但他在吕公使的支持下，继续秘密签发，而且越来越多。后来日本人发现，拿着王替夫签名护照的犹太人实在太多了，怕影响其与德国的关系，要求他立刻停止。直到1940年6月被调回国内，他一直没有停下在护照上签名的工作。
在驶向东方的列车上，他清楚自己恐怕难逃牢狱之灾，搞不好要人头落地。但他也清楚，只要犹太人拿到护照，他们就可以离开魔窟，保全性命。于是他不顾一切，拿起尚未派发的签证，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从车窗抛向车外，外面等候被德国遣送的犹太人接到后就是一阵狂喜的欢呼……这样的欢呼，伴随了他一路。
两年里，一共有1.2万犹太难民拿着王替夫签名的护照经过前苏联的远东地区抵达满洲，转而南下上海。而被大书特书，被拍成电影的德商辛德勒，解救的犹太人数量不过是满洲国外交官王替夫的十分之一！！《辛德勒的名单》里有这样一句话“救一人即救全世界！”那么12000人呢？
年轻的外交官，王替夫
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护照。
王荆山——一个“汉奸”的一生
今年我去纽约百老汇的美琪大剧院观看了音乐剧《歌剧魅影》，这部音乐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剧中故事就发生在歌剧院里，所以整个剧院都是舞台。像美琪大剧院这种传统的西式剧院都是那种“雕梁画栋”的样式，柱子都是带柱头的，或者刻成天使的模样。
百老汇的美琪大剧院使我回想起，在三年前，我曾经在长春的大马路（大马路不是指一条大的马路，而是这条路的路名）上探访过一座类似的建筑，名曰“大众剧场”，再早的时候叫新京国泰大剧院，是个叫王荆山的资本家出资兴建的，我去看的时候，国泰大剧院已然已经被废弃了，残破不堪，但仍能从楼梯扶手、舞台、和墙壁上依稀看出当年“华丽丽”的影子，据附近的人讲“当年这剧院天花板和墙上都是西洋“裸女”壁画，溥仪在这里看过戏。”
残破的国泰大剧院，依稀可见当年风采。
后来跟几个网友一起也去探访了王荆山在长春的买卖——裕昌源火磨。逐渐了解了这个资本家兼“汉奸”的一些事迹。
王荆山创办的“裕昌源”火磨旧址。（穿白衣服介个银就四楼主）
王荆山，又名王琳，祖籍山东省黄县。长春裕昌源火磨创办人，著名的实业家。清朝末年，由于兵连祸结，连年饥馑，王荆山的祖父携妻担子随同族人逃难关东，落户于长春南郊大屯。赤手空拳的逃难户生活自然异常艰窘。王荆山的父亲王永祯只得不顾劳苦，一面租地耕种，一面自垦生荒，还要间做豆腐，走屯串户沿街叫卖。1876年（光绪二年）王荆山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
王荆山幼年，一家人常常难得温饱，有时甚至饥寒交迫，幸好经常得到外祖父的接济。由于家境贫寒，王荆山13岁才入私塾读书，15岁又被迫辍学。此时他还经常到集市上自学木工、瓦工等各种手艺。失学后，王荆山随其二叔去黑龙江瑷珲城，入“和顺成”银匠铺学银匠手艺。当时银匠行业已经日渐衰落，银匠谋生困难。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王荆山北渡黑龙江到俄国境内。原打算以挖金为业，无奈体弱力单，又没有同伴合作，便改做小商贩，靠贩卖些落花生、榛子、糖果一类的小食品为生。翌年6月，王荆山又随船北行，到当时中国人俗称“黄河口”的地方。这里出产沙金，淘金工人聚集，商旅往来不断，于是王荆山在市街上租赁了一间木棚，开办了一个经销糖果食品的小商铺。1900年，沙俄军队强行驱逐黑龙江北岸的中国居民，王荆山等50余人结伙于同年10月中旬历尽艰辛，渡江南返，徒步跋涉，于同年年底返回长春。王荆山在俄国境内做小商贩数年，不仅略有积蓄，而且学会了俄语，这些对他日后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荆山回到长春之际,结识了参加西伯利亚铁路建筑的工程师塞尔维亚人苏伯金。当时，苏伯金筹备在宽城子车站附近建筑一座火磨（机器面粉加工厂），王荆山受佣“跑外”，负责采购建筑材料，招雇建筑工人。两年之后，日俄战争爆发，俄军阵阵溃败，日军步步紧逼。苏伯金惧怕日军进占长春，便把火磨委托给王荆山照料，自已逃往哈尔滨避难。王荆山尽心竭力地看守着火磨。日俄战争结束后，苏伯金返回长春，火磨完好无损。这样，苏伯金对王荆山更加信赖，决定将火磨所产面粉全部交王荆山包销，以此酬答其护厂之功。当时，王荆山缺少人力，资金不足，于是与刘向阳（河北乐亭人）、刘麟阁合股，各出资金3 000元，在长春旧城北门外的二马路北、大马路路西开设“裕昌源”粮米铺，一面包销苏伯金火磨的面粉，为苏伯金收购小麦；一面加工和销售高粱米、豆油等。
1914年6月，奥国皇储裴迪南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战争首先在塞尔维亚国土展开，塞尔维亚人苏伯金急欲回国，遂匆忙将火磨以4.9万卢布的低廉价格卖给了王荆山。王荆山获得了生产面粉的机械设备和厂房。原火磨技师俄人雅阔夫也同意继续留任，兴办一座近代的机器面粉加工厂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王荆山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中，于1914年9月12日创办了裕昌源火磨。裕昌源火磨是长春市第一家由中国商人开办的机械化大型粮食加工企业。
近代的长春城是作为粮食集散地发展起来的，周围盛产粮豆、小麦，这就为裕昌源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裕昌源创办之时正值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再加上王荆山的精心经营，使裕昌源兴办伊始便生产顺利，购销两旺，获得丰厚的利润。
裕昌源的累累盈利刺激着王荆山的勃勃雄心，他决心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1915年春，从英商伊达洋行经纪人纪氏之手，王荆山购得“满铁”附属地内地皮7 000“坪”（日本计算地积的单位，每坪约3.3平方米）和一条铁路专用线。在这片地皮上，王荆山悉心规划，修建厂房，安置从德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平整道路，经过两年多的基本建设，终于建成了设备先进、厂房和院落宽敞、道路平整的新工厂。1917年底，裕昌源新厂址建成投产，日产面粉能力为1 500包，每昼夜可磨制小麦2 750普特（俄制重量单位，一普特16.38公斤），年盈利额15万元。新厂址的建成使裕昌源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先进的机器设备、宽敞的场地和便利的道路与铁路专用线，这些为生产的发展和粮豆购销业务的扩大提供了良好条件。
随着裕昌源生产和经营的发展，王荆山的资本积累迅速增加。1918年他以19万元收买了吉林的恒茂火磨（1915年由任天章等开办，日产面粉近 1 600包），改称裕昌源吉林火磨。1926年王荆山又从哈尔滨商人刘某之手，买下了一座正在修建的火磨，建成裕昌源哈尔滨分号。此外还在黑龙江安达开设裕达火磨，在长春增设碾米厂、烧锅。与此同时，王荆山又从事粮食贸易。自1917年始，裕昌源就在长春收购黄豆，在大连设出口部，由其弟王焕卿担任经理，与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联营，向日本运销。从1921年到1931年，裕昌源每年出口黄豆近万吨，获利达几十万元。
资本积累的迅速增加使王荆山不再满足于单独经营粮食，开始向金融和其它产业投资。1919年“益发和”财东刘家与交通银行合资开设“益通商业银行”。王荆山利用该行经营不力、赔累甚巨的机会，于1921年投资2万元，并出面对该行进行整理，从而夺得了益通商业银行董事长的职位，直至日伪政权垮台。1941年王荆山又出资50万元，由其长子王秉公出面，在长春东郊兴隆山开办“大名陶瓷厂”。此外，王荆山还经营着数千间的房产。从开办裕昌源粮米铺开始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王荆山的资产不断的增加，仅以裕昌源股金为例，据1946年统计，该企业共有股本5万股，已缴股金200万元，其中王荆山本人名下有5 789股，占11%；加上他妻子、儿女及弟弟的股份计算在内，王氏家族计有27 400股，占全部股本的55%。王荆山的事业取得成功.1913年日本“满铁”长春事务所组织赴日商业参观团，王荆山应邀参加。他在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参观市政建设和工商企业，深为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所倾倒。王荆山为使裕昌源在铁路运输和资金等方面得到方便，任用日本人岩坂，专跑“满铁”，负责联络火车；广交日本在长春的实业界人士，并将自己的次子王秉章交由金井带往日本读书，更名为金井秉章。在日本“关东厅”的监督下，1921年日本在长春组织信托公司，由日方派出专务董事一名，中日双方各派董事3名，王荆山被任命为董事长。
王荆山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他幼年失学，发迹后深感教育事业的重要。1915年他出资在长春东大桥东借用山东会馆房舍开办自强小学。1918年又办自强中学。1920年新建的自强学校校舍建成，学校随之迁入新址。他聘请杨维周为校长，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由于他不断出钱资助，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充。自强学校当时在长春是有一定影响的。此外，他还出资开办“荆山幼稚园”，资助修桥筑路。至今王荆山创办的自强学校仍在。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满洲国垮台。同年11月间，苏联红军将其逮捕，对其进行审讯，旋即释放。翌年1月他逃往哈尔滨躲避，8月绕道吉林返回长春。因当时裕昌源及其厂内王荆山的私宅被国民党军队洗劫，王荆山便迁往其女儿吕家居住。1951年4月26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王荆山被逮捕。翌年3月19日，以“汉奸叛国”罪被处决，时年77岁。满洲的归宿
日本当时称雄亚洲，但与美国相比仍是一个落后国家，太平洋战争一打响，结局就已注定。
1945年，苏美英三国签署《雅尔塔协定》2月11日3国签订了由莫洛托夫起草的《雅尔塔协定》，全文如下：
苏、美、英3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对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二）对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造成的俄国权益必须予以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还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未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解决。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标。
除“协定”之外，还有一个“备忘录”，记载了斯大林还向美国提出的各项保证：（1）彼决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的统一；（2）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委员长继续领导；（3）彼所欲望者乃为统一安定之中国，并愿中国控制全部满洲，为其领土之一部分；（4）彼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凡苏联部队因进行对日作战而进入中国地区时，彼决尊重该地区之中国主权；（5）彼欢迎蒋委员长派遣之代表协同苏军进入满洲，俾使中国在满洲之行政工作得以顺利组织；（6）彼同意美国对华之“门户开放”政策；（7）彼同意韩国由中、苏、英、美4国政府共同托管。
就这样，原本独立自主的满洲莫名其妙的落到了蒋委员长手里。
苏军攻入满洲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满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据估计苏联抢夺的各种物资机器设备物、资补给价值达13亿美元，老百姓的金银细软多的无法统计。据估计，直接经济损失20亿美元。要知道二战之后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才130亿美元，满洲的损失完全可以支持一个欧洲国家重建。1946年，生于吉林九台的留美地质学博士张莘夫因为阻止苏联拆卸机器被TG部队枪杀。
据台湾人杨兰州回忆“苏联军队进入满洲以後，满洲处於无政府状态下，被抢、被杀、枉死的人很多，这一段悲惨的过去几乎每个在满洲国的人都体会到，我的妹婿黄泰荣，原在松花江发电所服务；日人撤离後，他代理松花江水力发电所所长；苏联军进入该厂後，欲抢拆发电机器，他为了卫护该厂，不幸被打死，我妹妹和两个小孩幸得逃离回台。当时我在哈尔滨，我们也听说松花江发电厂的发电机三部被抢走两部，王府经营的毛织公司也深受破坏，三、四千头羊被宰杀充饥，可见苏联军的凶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没等苏联人离开，国共两党就开始了“抢关东”，为了争夺满洲工业基地大打出手，期间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困长春”，造成数十万满洲平民百姓死亡，TG自己承认的数字是饿死12万，根据TG的一贯表现，乘以五应该基本属实。新京在满洲国末期人口近百万，减去被遣送的日本人20万，再加上因战争躲避于长春的周遭百姓，人口不会少于80万，“困长春”后仅剩下17万，昔日亚洲第一先进城市落得饿殍遍地，尸臭难当。
四平市是南满道的交通要冲，据TG军队老干部回忆“（四平）道东道西两个面粉厂，24小时三班倒磨面粉，磨好了就运到苏联去，苏联1945年还是配给制，1946年就取消了。”后来国共在四平发生激战，曰“打四平”，此一役“一座现代化中等城市化为一片焦土。”
满洲国时期四平街景
即便是国军，对满洲人民也是很差的，照样抢。
截屏自《大江大海1949》同名纪录片
国共内战，TG大胜，作为本朝建政时全部家底儿的所在地，原本是自由市场的满洲大地被计划经济死死箍住，这种彻头彻尾计划经济的本质跟军国主义的统制经济都有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区别。满洲从此堕入了它能够想象得到的最黑暗的时代。
后记：东北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
吉林市的于志钧老人在他的回忆录《蚕食》的后记中写道“本书仅告诉读者，作者过去所经历的和所听到的一些事。因为是真实的事，所以作者用不着参杂什么装饰。有少量评论，纯属个人见解，读者可持不同看法。不管怎样，事实就是这个样子，书中有大量照片佐证。我不是根据一张两张照片，片面说事的。”
“九一八事变后，成立“满洲国”，日本人和中国东北人共同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我们说过“大路朝前，各走一边”，谁也不知道会走到那去？十四年后，答案揭晓了。回头看，同说“别了！满洲”。日本人不得不离开满洲；东北人回归中国。“满洲国”成了不光彩的历史符号。”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名言在被说出来的时候还是正确的，但现在不是了！网络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给每一个渺小的生灵都带来了书写历史的权利！于是有些人（如果粉蝗汉之流）开始从过去寻找答案、寻找法统，来支持他们的执念，所谓“自古以来”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我写下这些“另类”的历史并不是为了赞颂谁，也不是为了从中寻找什么合法性来源，满洲国本来就是个不合法的国家，如今世界之上，合法的值得人们深爱的国家一抓一大把，欧罗巴诸国、美利坚、加拿大、新日本皆堪称政体之典范。只有那些没有国际视野的瘪三才会把目光集中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和如懒婆娘裹脚布般又臭又长的历史之上。还原历史的要义就在还原历史本身。
东方诸国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一直沉醉在自己的小儿科文明中无法自拔，被人敲醒、不得不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同在一个星球上的竞争者已经一骑绝尘将他们远远甩在后面。日本一向是个好学生，但也免不了失败和挫折，有了些成绩之后竟然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己是整个东方文明的代言，于是编织起了一个无比壮丽的大东亚迷梦，最终还是难免将自己和满洲小邻居带入了深渊。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终于认识到，民主宪政、自由贸易、科技创新、专利保护、中小企业……可不管什么东方西方（这些要素离得大部分日本在战前就已经做得不错了）！世界上可不是仅仅只有零和博弈，另一条路是互惠共赢。日本现在成功了。
满洲人/东北人/关东人如今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成了奴隶，一边用自己血管里的鲜血满足着庞大、赤贫而又贪婪的南支，一边喝着南支精心勾兑的迷魂药，觉得自己土地上自己参与建设的齐全的工业体系是所谓的“傻大黑粗”，觉得自己在TG建政初期吃了偏饭，被全国“支援建设”，如今沦落成连马来大猴子都能随便踩一脚然后还能骂上两句的一坨屎，是因为不懂“市场经济”！
我们自己的历史里并不只有“亡国奴”，并不只是“殖民地”！我们的历史是由无数个王荆山这样的商人、慈善家，王永江杨宇霆这样的政治家、教育家，王替夫这样的外交官，张莘夫这样的科学家，李香兰这样的演员，梅娘、萧红萧军这样的作家，还有无数像于先生父亲那样靠自己劳动吃饭的普通人写就的，写满了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这才是我们的历史，绝不容南支抹杀。
我们并不独特，我们不是什么“龙的传人”，更不是什么“天照大神”的后代，我们跟加拿大人、挪威人、瑞典人、芬兰人一样是人，我们的自然地理跟他们的一样好！我们也理应跟他们过的一样好！
即使以前的满洲国从未存在过，我的想法也绝不会改变！
（注：南不一定是支，支不一定是南，满洲/东北/关东人想获得自由，不联合其他支控区的有识之士是不行的）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