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的2008年即将过去，中国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并且能和朋友们一同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而深感荣幸。谨以这篇旧文，祝各位朋友2009年平安、快乐、有全新的收获，上帝最终会眷顾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40年前，就有神的女儿林昭就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她宝贵的热血，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权利，而不是权力。
一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
十多年前，当我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译本中读到这些论断时，中国社会正弥漫着一种灰暗、沮丧的情绪，正是在那些星月无光的夜晚，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社会自我解放进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动。那时候我只知道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虽然也知道在瓦文萨的背后还站着一群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对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读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对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禁对这位被誉为“杰弗逊式的人物”心向往之。2002年冬天，读到崔卫平的《谁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天空、无际的大海，这些精彩至极的片段从此就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
就是那个冬天，我知道已经为本民族引入了哈维尔这一精神资源的崔卫平，又要为我们引入米奇尼克的精神资源。从此我就渴望着早日读到这部必将在汉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米奇尼克文集》。
米奇尼克被称为波兰的“甘地”、“路德”决不是偶然的，他是团结工会运动的灵魂人物，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了反权威的政治活动。从18岁第一次坐牢，他一共经历了5次监狱生涯，在狱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的6年多时光，至少有两次遭到暴力殴打，他也因此理解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也正是共产党反覆地把他投入监狱，使这位具有坚定的行动性格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并在那里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在波兰以不流血的代价成功地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选择的也不是问鼎权力，入阁做官，而是办报，继续以言论影响社会、保持独立的社会批评，并不因为他参与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而改变初衷。他虽然曾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没有多久就辞职了，从此一心在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的位置上贡献他的才智、心血和思想。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议会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什么故作姿态的清高，也不是他无法适应复杂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是富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和他的思想完全是相一致的。
对一个从来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块见证了无数次王朝循环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进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独立的生活，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因此，本文试着从权利，而不是权力的角度理解米奇尼克的思路和作为，理解他对于中国的意义。
二
1976年是米奇尼克生命中的一个新开始，年仅而立的他写出了注定成为历史文献的《新演进》一文，为波兰未来社会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在这篇纲领性的文字中，他无比清楚地认识到了“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因此一切地下的策划密谋行动都是不可行的，“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为此，他提出“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并把“新演进”的目标定位在逐步和缓慢的改进基础之上，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它依靠的是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是公众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力来推翻现存制度。他对“新演进”的三种力量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一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压力“是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天主教会，他们长期以来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
特别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米奇尼克第一次提出了“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说法。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正是在见识了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横冲直撞的苏联坦克之后，形成了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而在此前波兰呼吁改革的声音中，无论是世俗的“修正主义”还是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一点和中国人总是不断地“上书”、“上摺子”，总是期盼着明君、青天来拯救苍生完全不同。
与这篇文章同样重要的是这年9月他和库隆等知识分子一起成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当时他虽然不在波兰，但他是毫无争议的缔造者之一。此前，在波兰Ursns等地曾发生工人抗议事件，他参加了一次官方对Ursns工人的审判，判决的不公正和工人妻子们的哭泣震撼了他的灵魂，他第一个以知识分子身份发表抗议信，接着，库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还向西方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捍卫波兰工人的权利。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站出来为受迫害的工人仗义执言。接下来就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此时离团结工会的出现还有四年。
这是波兰转型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在极权社会探索自主的公共空间的开始。这一点从他们为这个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团体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就不难看出，他们强调公开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信任等。其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与波兰的社会生活、与千百万普通工人血肉相连的，它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它以一个小小的实际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被极权主义完全垄断的社会结构，以实例告诉人们，我们可以自己动起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帮助自己，这就是重建社会的开始。用米奇尼克自己的话来说：“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公民社会。”
与其说“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它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只是寻求社会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行动的可能性，目的只是要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工人家庭。它在重建民间社会的可能性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却是极为可贵的一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但是在一个不容许社会有自主空间、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国度里，人们只要选择独立于政府之外，就天然地具有对极权主义的颠覆性，就注定了具有政治性，也注定了成为官方压制和打击的目标。
从“保卫工人委员会”到《新演进》，米奇尼克实际上已经清晰地画出了一幅在极权主义国家重建公民社会的蓝图，他把自己绚烂的理想化作了平凡的现实。 1980年，团结工会诞生时，米奇尼克和库隆等都成为重要成员（多年以后，米奇尼克说：“我们仍然相信团结工会是我们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并为此入狱多年。在合法存在了13个月之后，团结工会被“军管法”取缔了，米奇尼克却没有感到灰心，即使在狱中。因为他看到了波兰社会被激发出来的生机并没有中断，地下出版、地下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地下科学，以及以地下状态存在的独立组织（工会、艺术家协会、青年人组织等）……，当然还有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教会，作为公民社会的雏形已无法连根拔掉。普通的波兰人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恐惧，开始挺起腰杆，在公民社会没有出现之前，也开始像一个公民那样行事，而不管国家机器是怎么想的。这一切诚然都不是当局所愿意看到的，他们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运用暴力就能加以扑灭。
三
正因为米奇尼克不是把立足点放在权力的基础上，所以他对一场独立社会运动的评判并不是从“成”、“败”出发，不像中国人总是在权力的取予和得失上打转，始终无法超越“皇帝的餐桌”，认为权力之外无政治，从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权力上面。即使是在团结工会合法存在时期，他们也“从未要求共产主义者放弃权力，把控制权交给国家造船厂的工会”。
正因为米奇尼克的起点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追求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他反对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剥夺了所有社会自主空间的国家机器，目的并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机器，而是寻求把社会从这架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机器下解放出来。所以，他认为即使波兰处于极权制度的刺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分析说：“（今天）的波兰制度是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倒是想施行极权主义权力，但是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被迫和生活和解，其结果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临时平衡。”
毫无怀疑，民主是他追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入狱，并拒绝出国或在“忠诚声明”上签字。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民主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实现一个完美社会，更不是因为民主能实现权力更替，从而为自身登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提供阶梯，而只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为了每个人都能拥有和君主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之所以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也不是基于一种“英雄主义”，他从来不想成为英雄，也不曾想要为国家、为自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而牺牲，他只是想要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尊重自己，也受到朋友的尊重。基于尊严、常识和记忆的理由，他断然拒绝了在“忠诚声明”上签字，拒绝选择流亡。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放弃了以暴易暴、以暴力革命为社会变革开路的想法，他懂得以暴力手段攻占巴士底狱，会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巴士底狱。无论暴力以革命还是其他任何动听的名义，除了会掐断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整个社会原子化，最终导致专制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好的结果。这不仅是他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也是他立足生活的思考结果。他由此认识到，社会的变化不是依靠权力更替就能完成的，“可以假设，如果明天由瓦文萨或者库隆来取代雅鲁泽尔斯基，什么也不会改变。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那就必须从恢复每个人的权利入手，其中自然包含了思想、信仰的权利，言论、批评的权利，以及自我组织的权利。他说：“我全部的生活都在为那些想要反对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权利而奋斗，包括我自己。”
这一切使他最终能超越于权力安排之上，超越仇恨意识、敌人意识，他从来就不相信“去共产主义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说：“我们同意宽恕，但是不主张遗忘，不主张健忘。我们不要报复，却要的是揭示全部事实真相。”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掌权的打算，从没想过“彼可取而代之”，而是以说出真相、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自许。一句“我们真的不想掌权”决不是政客作秀的口号，而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所以在胜利在望的时刻，他能发出“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这样理性的声音。既然他的诉求不是权力，这一切就不难理解。而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永远都无法明白会有人不像他们那样追逐权力，而把权利、尊严和自由放在权力之上。
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权力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他80年代初在团结工会内部曾经属于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当时瓦文萨正如日中天，他感到瓦文萨要把一种“狂暴的、专制式的”东西强加在团结工会之上，他担心瓦文萨不顾一切代价寻求妥协，最终要出卖团结工会，会屈服于官方，把团结工会变成现存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与过去的官方工会类似的依附组织。因此，他不仅与瓦文萨唱反调，而且在一篇叫做“围绕斯大林的争论”文章中，编造了一个正在变成独裁者的工人领袖的故事。当然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好得像同性恋似的”。多年后回首往事，他说：“我忠实于自己反权威的理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也反对瓦文萨，因为我想到，瓦文萨要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团结工会之上。”乃至在团结工会将要被取缔前的几个月，他和库隆都成了瓦文萨“公开宣布的敌人”（当然，其中还有其他一个重要原因，官方收买、派遣的“隐蔽战线”力量已渗透进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并几乎掌握了多数，先后将库隆和他排挤出局。戒严法一颁布，这些人从此消失）。
米奇尼克强调：“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而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不一样，他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丧失批判性，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昔日的同伴登上了权力舞台，他对他们的批评甚至比对前共产党人还要严厉。对人性、特别是人的局限性，他有着深刻的体认，包括对自己——“我不想自我表彰，我必须面对自己的不足”，他知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自身的自高自大”。
在极权主义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选择的角色依然是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以自己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为荣。所以，在谈论米奇尼克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所反覆强调的“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点一边”。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相反，我们有的是“虽九死未犹其悔”的屈原式的忠君情结，依附权力、选择站在权力一边几乎成了一种惯性。另一方面，权利意识的匮乏也正是古老中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到处弥漫着伦理意义上的义务观念，个人几乎没有地位，连法律也是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从来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观念。而在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所以我以为，与其说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还不如说是“权利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没有生长出基于个人本位的权利观念，除了围绕着权力的轴心打转，就不会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只是一种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只有权力舞台上的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没有真正的革命，也很难出现新的文化和思想因子。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心始终是皇帝，即便是顺民，关起门来也个个都是皇帝，权力之外无权利，总以为抓住权力就抓住了一切，在朝者至死抓住权力不放，在野者总是怀觊觎之心、问鼎之意。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难产的根本原因之一，即便是许多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人也往往陷入抢椅子、排座次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米奇尼克为我们树立了一面镜子、一个榜样。
四
米奇尼克不是无根的飘萍，更不是在天空中掉下来的，而是深深扎根在波兰那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地上，和波兰的历史文化传统血脉相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波兰民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有四个最重要的代表——诗人米沃什、赫伯特，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和牧师卡·沃依蒂瓦（Karol Wojtyla1978年成为罗马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对我理解民主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视民主不仅仅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对我来说，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副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对比之下，政治上的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它可能并经常与人的权利相冲突，仅仅在保护所有人们的立场——包括少数人——的秩序之内才能实现。按照我的理解，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如此理解，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冲突是一个持续的事实。”
被他称为“当代波兰文化最初的奠基者”的克拉科夫斯基使他明白，“自由能赋予我们超越自身的力量”。赫伯特让他确信，自由、宽容、文化传统、人类尊严才是民主的核心。他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卡·沃依蒂瓦的教诲。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次集会上对团结工会的人们说：
“如果你们是一个想要得到权力的政党，那么世界对你们的看法将同对待其他从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活动的政党一样。这样，你们将失去每个国家、每个种族、每一阶层人民的注意，一句话，你们将失去一切希望！人们希望社会生活的僵化形式能被一种符合人的真正需要和尊严的新形式所替代，希望由一种共同愿望团结起来的千千万万人民能够找到本国的公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新形式。由于僵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正以可怕的冲突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人们的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
作为米奇尼克的重要精神源头之一，我深信米沃什的这些思想一定也给了他深刻的启迪。除了受到他亲身接触过那些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他还从波兰文学中，从“波兰文学的良心”泽罗姆斯基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根系。他年轻时曾做过“具有道德权威的伟大的波兰诗人”Antoni Slonimski的秘书，这位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反对派的诗人教会了他波兰知识阶层传统中的方方面面，帮助他解决了作为一个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同时像一道屏障一样保护过他。可以说，20世纪初波兰知识界“不服从”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他，包括Stanislaw Brzozowski、Stanislaw Wyspianski、Stefan Zeromski和Zofia Nalkowska等人的著作。他“感到自己和这个传统中的人们是心心相印的”，尽管这些声音是那么微弱而且零星分散，“但无论如何是真实、真诚的”。
他们的言论、人格和著作都给米奇尼克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滋养，成为他精神的源头。使他最后能以更清晰的“新语言”表达出公民社会的思想、人的权利思想，并化为坚定的实践。所以，他才能无比骄傲地宣布：“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一切使他的追求最终超越了意识形态、种族、权力和其他的因素。
乔治·奥维尔、汉娜·阿伦特、曼杰施塔姆、加缪、托马斯·曼，以及托尔斯泰、卢卡奇、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对米奇尼克也不无影响，特别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教他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使他确信“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崔卫平曾说过，她就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米奇尼克的。
当然，也不能不提及他少年时代的精神导师、一个“独立的、世俗知识分子”、“当代波兰最杰出的人”里普斯基，里普斯基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里普斯基建议下，他在1962年参与组织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俱乐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苏联入侵匈牙利、波兰会不会发生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波兰共产党消亡的原因等一切被禁止的敏感话题，被官方和警察称为“修正主义苗子”，被哥穆尔卡在中央全会上点了名。这一年他只有15岁。在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他又成为共产党内反叛出来的知识分子、“造反的共产主义”代表库隆的“热心信徒”，在以后漫长的奋斗过程中，他们是最好的同伴。
萨哈啰夫、哈维尔等比他年长的精神同道则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曾无比深情地谈及“人的权利的捍卫者”萨哈啰夫在20世纪历史中和他个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萨哈啰夫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权利是文明世界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所在。伟大的反极权主义革命，它将人的权利刻写在它的旗帜上，火焰一样席卷了生养我的欧洲国家，它始于安德列·萨哈啰夫。”
对哈维尔他也充满了敬意，认为哈维尔是欧洲最富有洞见的作家，是个思考的人，“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在反对极权主义立场上洞察判断最为深刻的权威”，他说，哈维尔的文字中传达出了捷克文化中最可贵的价值：热爱自由、尊重传统、幽默和自讽、宽容和正直等。《无权者的权力》乃是关于在中、东欧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哲学的“最好最准确的表达”。
五
崔卫平说，哈维尔的语言是一种道德的语言，米奇尼克的语言则是政治的语言。我以为与其将米奇尼克的语言称为政治语言，不如说是公民语言。“政治”在中国是个被严重污染的词汇，一提及“政治”，人们便谈虎色变，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早已经把“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皇帝的餐桌”，一提起“政治”，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联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联想到改朝换代，而不管是宫廷政变还是农民造反，无不弥漫着一股血腥味。中国人之所以会把“政治”与“权力”挂起钩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来都都没有真正拥有天赋的基本权利，一方面是当权者总是刻意使权力神秘化，策划于密室之中，大搞暗箱作业，始终不离“君权神授”、“圣主英明”那一套。实际上这不过是见不得阳光的狭隘的政治，它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完全是相背离的，广义的政治就是公民社会里人人可以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那种政治，也即崔卫平所说的“业余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米奇尼克的语言是政治的语言，那也是“业余政治的语言”，我更愿意称之为公民语言。
这样的公民语言是朴素的、生活的语言，没有暧昧的、酸腐的气息，它扎根于生活的深处，以及波兰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中，同时吸取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成分。也因此，他的公民语言才如此富有概括力、穿透力和明晰的理性力量，毫不含糊、拖泥带水，充满了阳刚和自信，从而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长期以来，正是他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语言，复活了一些语言，比如他1976年提出的“新演进”，“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后来提出的“不完美的社会”、“民主是灰色的”等等，这些语言仿佛一下子就让人获得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这是在哈维尔、萨哈啰夫他们那里所缺乏的。对此，他自己有着足够的认识，“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正如暴君有暴君的语言，公民也应该有公民的语言，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语言。
在《新演进》文中，米奇尼克对“修正主义”、“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作了这样的分析：“如果可以运用一个隐喻式的比较，即将苏联国家组织比作教会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教条比作圣经，那么修正主义在忠诚于圣经的同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表述；而新实证主义则追随教会，同时希望这教会或早或迟会消失。”也就是说，前者相信“圣经”而不信任“教会”，后者承认“教会”而不承认“圣经”。
与相信可能有一个完美社会的父辈不同，米奇尼克相信完美的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他追求的是一个“不完美的公民社会”，仅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为了“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多一些权利“。“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
在《灰色是美丽的》一文中，他提出“民主是灰色的”，“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的大杂烩。”“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他形象地将团结工会运动称为一个“钢腿泥手”的巨人，在工人当中拥有广泛而强有力的基础，在谈判桌上却没有力量。相反，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则是一个“泥腿钢手”的巨人，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手里却握着利器，在谈判桌上占据着优势。
他将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称为“波兰战争”，是对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
当波兰完成了社会转型之后，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他主编的《选举日报》仍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以此来讨论和评估周围变化了的世界，因为他感到过去用来描述世界及其传统的语言已经无效，在重建新的社会生活时需要一种“新语言”，他把这种新的语言称为“共同的语言”，是为了所有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虽然当年雅鲁泽尔斯基们用暴力拒绝了“共有一个波兰”的观点，但他们不想以复仇的心理，演一出中国常见的“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剧，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将共同的家园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等不同的部分。同时也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他不想听到昔日的共产主义者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他不容许有人将这次社会变革庸俗化地看作是简单的权力更迭。
和哈维尔的剧作家和哲学背景不同，米奇尼克的知识背景是历史学，他本人虽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历史著作，却亲身参与创造了波兰的历史，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欲望、贪婪。他说：“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创造历史，而不是追逐权势，这是多么美好的追求，他的思想、人格、经历都是一本无比丰富的鲜活的历史书，他在“皇帝的餐桌”之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人类精神的魅力。
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
相信政府，给个理由先
相信政府，给个理由先
三鹿事件，无论从哪里说，都是重重打在中共伪善面子下的一记耳光。引起全世界如此大范围的热议，决非偶然,因为它把中共奥运光环包装下的“光鲜形象”彻底剥开.
中共政府是一个全方位的说谎机制
如果说中国什么最多，那谎言一定是称雄全球。自上而下，说谎及辨别谎言，已经成为百姓在中国生存下去而必须掌握的技能，现在的谎言说的都很真。
先是央视新闻联播的“隐性政府发言”：三鹿婴幼儿奶粉“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严谨的过程管理”，列入“国家免检产品”，是中国制造的标杆企业有，“1100道检测关”，，“值得妈妈信赖” 。。。。。不过有一点它们倒是说对了，出口的奶粉和供应奥运会的奶粉都没问题。这也正说明了他们挂在嘴上的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也说明，费尽心机崇洋媚外的正是党和政府。
又有质检总局李长江局长在去年的高分贝辟谣：“今年（2007）3月份以来，“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境外。。。。。安全问题的炒作，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把中国商品妖魔化。。。。。不仅来势迅猛，而且充满敌意，恶意攻击诽谤”。事实上，这句话他本人也知道，这只不过是在编造一个真实的谎言，自我论证。当然，对国内“爱国青年”有效，美国才不吃那一套：中国的奶粉，连宠物狗都不让吃！
同时三鹿加强"企业公关"，与‘百度'等媒体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以保证网站不会有任何关于三鹿集团的负面新闻。此举无疑拿社会主流媒体的“道德和良知”作抵押，为弄虚作假与百姓民怨设“金盾”。
最后就是专家出场了。一位泌尿科医生对我说，初生婴儿患肾石的后遗症极其严重，肾衰竭危及生命，肾功能影响发育，初生的小生命将承受一生的痛苦。政府的“专家”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貌似公允得提醒，三聚氰胺是一种低毒的化工产品，其后果是造成泌尿系统疾病，绝大部分结石婴幼儿可通过喝水排出来，即使出现肾衰竭也能治愈。
千万不能低估这些专家的无耻，他们总是在人们愤怒绝望的时候跳出来厚颜无耻地“以正视听”，历史经验无数次告诉我们: 每当出现天灾人祸的时候，都有专家出来解释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专家从“科学角度”解读更容易平息众怒，让人信服，达到政府做不到的效果
政府除了渎职、说谎，更是自觉充当恶行的保护伞。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发不久，4月22日《阜阳市抽检发现的不合格奶粉名单》的公告45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中，三鹿奶粉赫然在列。而5月9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国内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三鹿集团却名列榜首。
不难预料的处理结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这件事的处理，一套标准的套路不难想象：对报道、讨论严加限制，抓几个"不法奶农"、"不法奶霸"及三鹿的一些临时工。田文华董事长辞职及石家庄市的某位分管领导撤职，同时对受害者家属的合理要求以“扰乱社会治安”进行打压恫吓，或者关精神病院。然后，各种 “及时” 安全措施证明奶粉无毒，鼓励民众食用。宣传机器高速运转，从父母到专家，纷纷出现在媒体上赞美政府的高效、爱民。
卫生部长陈竺14日抵达毒奶粉重灾区甘肃省，她透露：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已下令，不能再死人。这一语双关，一则为随之而来的歌功颂德埋下伏笔。另外也是告诉“马屁”媒体：不允许再有新的死亡报道，你不报，那死的人就不算死了。事态就得到控制了。
历史也证明了：政府高调关注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每次事件发表的“道歉”、“严惩”、“解决”，都是旧调重弹，弹无止境，为的只是“含泪劝告”安抚民心，高潮一过，毒奶粉事件最终会和四川灾区豆腐渣校舍跨塌一样不了了之，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回到另一个循坏。
政府的信用已经破产
三鹿不仅牵扯到质检、卫生、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等等部门，所有职能部门形同虚设，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们没有作为，甚至几天前，还有甘肃的质检部门证明其合格，人们因此得出政府信用破产的结论，是必然的。
破产的不只知这些部门，只要是从中共政府说出的话，人民第一要想的就是相反的有没有可能。或者是又在引导愚弄百姓了。这样的事例很多，一边发布禁止截访的文件，一边却纵涌警察到北京"接人"。高调宣布设立游行示威区，申请人却演出了被请君入瓮的一幕“好戏“！
令有关当局感到丢脸的是：中央电视台在其'中国制造'的系列调查报告中，就曾把三鹿公司称为特别有责任心的厂家。几个月前，三鹿公司和中国当局就已知道这一丑闻，为了奥运加以掩饰。同时奥运前和奥运期间以不停顿的媒体宣传攻势试图消除外国对中国食品不安全的担心。尤为令政府难堪的是，外方股东曾要求河北当局回收这些奶粉，但一直没有被采纳，直到纽西兰总理克拉克亲自介入，事件不得以曝光。
我们有理由相信克拉克的话：“北京当局知道相关事件后，第一反应是把事件掩盖起来"。即便现在大祸酿成后，中宣部仍然试图控制言论：紧急刹住了各家新闻媒体对“三鹿事件”的深入揭批热潮，强调政府处理危机和照顾生病婴儿方面的进步。转为高调表扬"毒奶粉案"所涉及的各职能部门。坏事变好事，这些儿童活生生的转变为党和政府各部门、各级领导身先士卒的光荣模范事迹。都说"多难兴邦"，应该是"老百姓多难，共产党兴旺"了。
这不是问题的全部 ，除了毒奶粉，没有毒肉、毒米吗？同样的问题早已发生在冠生园、齐二药、阜阳奶粉、激素蔬菜上。中国最近几年的重大安全事故十分频繁，一次灾难动辄就是几十人、几百人死亡，而且都是相同的事故在重复发生，例如矿井倒塌、煤矿爆炸以及销售假药、食品被污染等。对这些灾难，中国最高当局虽说重视，甚至经常为这类事情疲于奔命，但看结果，至今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谎言说多了，人民很难不怀疑，所有政府机制，监管职能，平时都是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即便是过度联想，也是政府培养了民众的习惯性思维。
期望三鹿事件能为中共政府敲响警钟，
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发生这样大面积的食品掺毒事件都会引发对管理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的思考。在中国却只能变成政府“负责任”的证明，变成“多难兴邦”的新注脚。 国内的楼市、股市一塌糊涂，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火车出轨、三鹿事件、山西尾矿库事件、吉林化工爆炸事件，这些造成了人民群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这些事件，放在西方，政府早解散几回了。作为执政党，有没有好好反思：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根源在哪里？
这类惨祸之所以发生，根源只有一个：我们社会的生命之堤，发生了成系统、大规模的 “塴堤溃坝” 。国民的“道德之堤”“底线崩溃”。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30 多年前，我们村前的小河，水清溪明，鱼跳虾欢。那就是我们的饮用水、孩子们的乐园，几百年了，一直如此。可是，70年代中期，河水被上游的化工厂污染了。村里的干部与厂里人交涉，他们出钱，在河的边上建了几口大井。又过了三四年。河水污染的更严重了，村里的干部又跟他们交涉，他们又再次出钱，给我们村建更深的井，还安装了自来水。我们村里的人很高兴，终于跟城里人那样，用上自来水了。没过几年，河水变黑了，鱼和虾都不见了，后来河水干脆成了臭水沟，没有人再敢下去洗澡了。于是有人建起了澡堂，与城里人的差距又缩小了。村里的人那个幸福劲就别提了，直夸政府好，赶上了好社会。
这也许是一个最真实的小故事。水是黑的，河是臭的，掠夺资源式的发展，让子孙后代为今天的虚假繁荣埋单。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牺牲了矿产森林，奉献了子孙基业。我们原本纯洁的少女被引诱成一个金钱至上举止轻佻的娼妓。这些已经不是谎言可以起骗得了的了。
中国本不是这样
先前信“共产主义”，接着信“物质”，后来信“和谐”。其实什么也没信，最后谁也不信，只能信自己。翁安事件、西藏事件，都是在封锁消息下公布真相，你还那文革是的那一套，有谁会相信呢？只不过自说自话，死撑罢了，
中国本是一个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诚实守信、善良淳朴的民族，何时变得如此功利熏心惟利是图？我们的祖先不是曾有过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荣耀吗？我们也曾是礼仪之邦，信奉佛、道、神，知晓仁、义、礼、智、信，可那样的辉煌如今在哪里？在无神论的侵蚀下，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尤其是经历了文革，中国的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了相互信任，时刻要提访别人，连亲人之间都不敢说真话。坑人专坑熟悉的人，整个社会文化传统的割裂、道德精神的沦丧从未象今天这样彻底、决绝，社会互相猜忌稀松平常，损人利己随处可见。
“庆父不去，鲁难不已”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什么都不缺，就缺德。。”没有诚信，道德底线虚无，丧失了良知的社会，我们天天提倡文明，也只是聊以自慰，喊喊口号罢了。一波波的政治迫害使得各种说实话的人遭受惩罚，直到今天中国传统的文化已经被共产党像犁地一样的深翻，彻底毁灭了。失去了49年之前的自由，国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不平等。
从假烟、假酒、假药、假鸡蛋到周老虎，总也打不完，越打假货越多，最后连打假的人都造假了；好心扶了摔倒老太太的人却被倒打一耙，法庭还判他罚款；昨天才在万人大会上大谈廉政，今天就被“双规”的当政者比比皆是；修炼真、善、忍的人被打压、被非法判刑；在各种媒体论调中，那种为占到西方社会的便宜、欺骗国外善良民众后沾沾自喜的心态表露无遗。
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的总根源，就在一党独裁，一党专制。权力为主，权贵次之，百姓算鸟。没有人民监督，天使也会变成恶魔。“庆父不去，鲁难不已”，假如中国不从制度上进行革新，中国的天灾人祸，就只有逗号没有句号！ 你说的再好，也办不到，因为中国政府无人"监管"。
三鹿事件，无论从哪里说，都是重重打在中共伪善面子下的一记耳光。引起全世界如此大范围的热议，决非偶然,因为它把中共奥运光环包装下的“光鲜形象”彻底剥开.
中共政府是一个全方位的说谎机制
如果说中国什么最多，那谎言一定是称雄全球。自上而下，说谎及辨别谎言，已经成为百姓在中国生存下去而必须掌握的技能，现在的谎言说的都很真。
先是央视新闻联播的“隐性政府发言”：三鹿婴幼儿奶粉“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严谨的过程管理”，列入“国家免检产品”，是中国制造的标杆企业有，“1100道检测关”，，“值得妈妈信赖” 。。。。。不过有一点它们倒是说对了，出口的奶粉和供应奥运会的奶粉都没问题。这也正说明了他们挂在嘴上的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也说明，费尽心机崇洋媚外的正是党和政府。
又有质检总局李长江局长在去年的高分贝辟谣：“今年（2007）3月份以来，“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境外。。。。。安全问题的炒作，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把中国商品妖魔化。。。。。不仅来势迅猛，而且充满敌意，恶意攻击诽谤”。事实上，这句话他本人也知道，这只不过是在编造一个真实的谎言，自我论证。当然，对国内“爱国青年”有效，美国才不吃那一套：中国的奶粉，连宠物狗都不让吃！
同时三鹿加强"企业公关"，与‘百度'等媒体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以保证网站不会有任何关于三鹿集团的负面新闻。此举无疑拿社会主流媒体的“道德和良知”作抵押，为弄虚作假与百姓民怨设“金盾”。
最后就是专家出场了。一位泌尿科医生对我说，初生婴儿患肾石的后遗症极其严重，肾衰竭危及生命，肾功能影响发育，初生的小生命将承受一生的痛苦。政府的“专家”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貌似公允得提醒，三聚氰胺是一种低毒的化工产品，其后果是造成泌尿系统疾病，绝大部分结石婴幼儿可通过喝水排出来，即使出现肾衰竭也能治愈。
千万不能低估这些专家的无耻，他们总是在人们愤怒绝望的时候跳出来厚颜无耻地“以正视听”，历史经验无数次告诉我们: 每当出现天灾人祸的时候，都有专家出来解释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专家从“科学角度”解读更容易平息众怒，让人信服，达到政府做不到的效果
政府除了渎职、说谎，更是自觉充当恶行的保护伞。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发不久，4月22日《阜阳市抽检发现的不合格奶粉名单》的公告45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中，三鹿奶粉赫然在列。而5月9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国内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三鹿集团却名列榜首。
不难预料的处理结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这件事的处理，一套标准的套路不难想象：对报道、讨论严加限制，抓几个"不法奶农"、"不法奶霸"及三鹿的一些临时工。田文华董事长辞职及石家庄市的某位分管领导撤职，同时对受害者家属的合理要求以“扰乱社会治安”进行打压恫吓，或者关精神病院。然后，各种 “及时” 安全措施证明奶粉无毒，鼓励民众食用。宣传机器高速运转，从父母到专家，纷纷出现在媒体上赞美政府的高效、爱民。
卫生部长陈竺14日抵达毒奶粉重灾区甘肃省，她透露：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已下令，不能再死人。这一语双关，一则为随之而来的歌功颂德埋下伏笔。另外也是告诉“马屁”媒体：不允许再有新的死亡报道，你不报，那死的人就不算死了。事态就得到控制了。
历史也证明了：政府高调关注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每次事件发表的“道歉”、“严惩”、“解决”，都是旧调重弹，弹无止境，为的只是“含泪劝告”安抚民心，高潮一过，毒奶粉事件最终会和四川灾区豆腐渣校舍跨塌一样不了了之，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回到另一个循坏。
政府的信用已经破产
三鹿不仅牵扯到质检、卫生、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等等部门，所有职能部门形同虚设，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们没有作为，甚至几天前，还有甘肃的质检部门证明其合格，人们因此得出政府信用破产的结论，是必然的。
破产的不只知这些部门，只要是从中共政府说出的话，人民第一要想的就是相反的有没有可能。或者是又在引导愚弄百姓了。这样的事例很多，一边发布禁止截访的文件，一边却纵涌警察到北京"接人"。高调宣布设立游行示威区，申请人却演出了被请君入瓮的一幕“好戏“！
令有关当局感到丢脸的是：中央电视台在其'中国制造'的系列调查报告中，就曾把三鹿公司称为特别有责任心的厂家。几个月前，三鹿公司和中国当局就已知道这一丑闻，为了奥运加以掩饰。同时奥运前和奥运期间以不停顿的媒体宣传攻势试图消除外国对中国食品不安全的担心。尤为令政府难堪的是，外方股东曾要求河北当局回收这些奶粉，但一直没有被采纳，直到纽西兰总理克拉克亲自介入，事件不得以曝光。
我们有理由相信克拉克的话：“北京当局知道相关事件后，第一反应是把事件掩盖起来"。即便现在大祸酿成后，中宣部仍然试图控制言论：紧急刹住了各家新闻媒体对“三鹿事件”的深入揭批热潮，强调政府处理危机和照顾生病婴儿方面的进步。转为高调表扬"毒奶粉案"所涉及的各职能部门。坏事变好事，这些儿童活生生的转变为党和政府各部门、各级领导身先士卒的光荣模范事迹。都说"多难兴邦"，应该是"老百姓多难，共产党兴旺"了。
这不是问题的全部 ，除了毒奶粉，没有毒肉、毒米吗？同样的问题早已发生在冠生园、齐二药、阜阳奶粉、激素蔬菜上。中国最近几年的重大安全事故十分频繁，一次灾难动辄就是几十人、几百人死亡，而且都是相同的事故在重复发生，例如矿井倒塌、煤矿爆炸以及销售假药、食品被污染等。对这些灾难，中国最高当局虽说重视，甚至经常为这类事情疲于奔命，但看结果，至今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谎言说多了，人民很难不怀疑，所有政府机制，监管职能，平时都是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即便是过度联想，也是政府培养了民众的习惯性思维。
期望三鹿事件能为中共政府敲响警钟，
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发生这样大面积的食品掺毒事件都会引发对管理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的思考。在中国却只能变成政府“负责任”的证明，变成“多难兴邦”的新注脚。 国内的楼市、股市一塌糊涂，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火车出轨、三鹿事件、山西尾矿库事件、吉林化工爆炸事件，这些造成了人民群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这些事件，放在西方，政府早解散几回了。作为执政党，有没有好好反思：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根源在哪里？
这类惨祸之所以发生，根源只有一个：我们社会的生命之堤，发生了成系统、大规模的 “塴堤溃坝” 。国民的“道德之堤”“底线崩溃”。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30 多年前，我们村前的小河，水清溪明，鱼跳虾欢。那就是我们的饮用水、孩子们的乐园，几百年了，一直如此。可是，70年代中期，河水被上游的化工厂污染了。村里的干部与厂里人交涉，他们出钱，在河的边上建了几口大井。又过了三四年。河水污染的更严重了，村里的干部又跟他们交涉，他们又再次出钱，给我们村建更深的井，还安装了自来水。我们村里的人很高兴，终于跟城里人那样，用上自来水了。没过几年，河水变黑了，鱼和虾都不见了，后来河水干脆成了臭水沟，没有人再敢下去洗澡了。于是有人建起了澡堂，与城里人的差距又缩小了。村里的人那个幸福劲就别提了，直夸政府好，赶上了好社会。
这也许是一个最真实的小故事。水是黑的，河是臭的，掠夺资源式的发展，让子孙后代为今天的虚假繁荣埋单。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牺牲了矿产森林，奉献了子孙基业。我们原本纯洁的少女被引诱成一个金钱至上举止轻佻的娼妓。这些已经不是谎言可以起骗得了的了。
中国本不是这样
先前信“共产主义”，接着信“物质”，后来信“和谐”。其实什么也没信，最后谁也不信，只能信自己。翁安事件、西藏事件，都是在封锁消息下公布真相，你还那文革是的那一套，有谁会相信呢？只不过自说自话，死撑罢了，
中国本是一个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诚实守信、善良淳朴的民族，何时变得如此功利熏心惟利是图？我们的祖先不是曾有过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荣耀吗？我们也曾是礼仪之邦，信奉佛、道、神，知晓仁、义、礼、智、信，可那样的辉煌如今在哪里？在无神论的侵蚀下，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尤其是经历了文革，中国的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了相互信任，时刻要提访别人，连亲人之间都不敢说真话。坑人专坑熟悉的人，整个社会文化传统的割裂、道德精神的沦丧从未象今天这样彻底、决绝，社会互相猜忌稀松平常，损人利己随处可见。
“庆父不去，鲁难不已”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什么都不缺，就缺德。。”没有诚信，道德底线虚无，丧失了良知的社会，我们天天提倡文明，也只是聊以自慰，喊喊口号罢了。一波波的政治迫害使得各种说实话的人遭受惩罚，直到今天中国传统的文化已经被共产党像犁地一样的深翻，彻底毁灭了。失去了49年之前的自由，国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不平等。
从假烟、假酒、假药、假鸡蛋到周老虎，总也打不完，越打假货越多，最后连打假的人都造假了；好心扶了摔倒老太太的人却被倒打一耙，法庭还判他罚款；昨天才在万人大会上大谈廉政，今天就被“双规”的当政者比比皆是；修炼真、善、忍的人被打压、被非法判刑；在各种媒体论调中，那种为占到西方社会的便宜、欺骗国外善良民众后沾沾自喜的心态表露无遗。
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的总根源，就在一党独裁，一党专制。权力为主，权贵次之，百姓算鸟。没有人民监督，天使也会变成恶魔。“庆父不去，鲁难不已”，假如中国不从制度上进行革新，中国的天灾人祸，就只有逗号没有句号！ 你说的再好，也办不到，因为中国政府无人"监管"。
问驻英大使傅莹：选举不适合中国吗？
问驻英大使傅莹：选举不适合中国吗？
资料图片：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李鹏/中新社)
*按照驻英大使傅莹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西方国家”过半个多世纪了！或者，中国宪法中的那些条款都不适合中国而都该废除了。嘿嘿！一大使居然不知道本国宪法规定，实在是搞笑得要让人笑掉大牙。据说大使都是党员。既然如此，驻英大使傅莹应该知道，执政党的党章也有全国选举的条款规定、且该规定已有87年左右的历史了。
人民网今日发表的一篇报道说：驻英大使傅莹在英国举行的一个年会论坛上说：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能只看有没有一天的全国性选举，关键是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
嘿嘿，全国选举不适合中国吗？让我们看看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中国宪法有关条款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按照驻英大使傅莹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西方国家”过半个多世纪了！或者，照那大使的说法，中国宪法中的那些条款都不适合中国而都该废除了。嘿嘿！一大使居然不知道本国宪法规定，实在是搞笑得要让人笑掉大牙。据说大使都是党员。既然如此，驻英大使傅莹应该知道，执政党的党章也有全国选举的条款规定、且该规定已有87年左右的历史了。
中国国法规定，公共公司（譬如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由股东董事会选举产生；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公司已经成百上千。中国国法规定，学术艺术等等社会团体组织的领导层通过成员及代表的选举产生，而这样的组织已经成千上万。就是说，在今日中国大陆，民主选举不但是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且也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甚至比国家生活的选举做得更直接）。一大使，连本国的这些法规规定和社会实践的事实都不知道吗？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意识到参政议政的义务和责任，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越来越成熟。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选举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政治体制改革和改善完善法规而使公民享有更直接的选举权、更直接的参政议政机会和更直接的监督权。简而言之，就是如何使宪法所规定和保障的公民权得到更充分的实现；而驻英大使傅莹把公民权剖除在民主内容之外，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是违背中国宪法的。
至于驻英大使傅莹把“选举”和“西方国家”等同，则是十分缺乏常识了。日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等等国家都是实行选举制度的，而它们还都是“东方国家”。就中国自己来说，夏朝以前就是实行选举制度的，不过原始些罢了。就今日中国来说，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都是实行选举制度的，它们是“西方国家”吗？一个代表国家的大使，居然不知道这些世界的和本国的基本事实，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附跟帖：
批驳有力！
哈哈，连大使也不放过，一个一个地批着，真让外交部难堪！
可笑可悲。
傅莹实际是宣传部的“反西”大使，不是代表中国利益的大使。应该罢官。
官员素质太低。
哈哈,极权都是些无耻的废物点心,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实现它们利益最大化,要是选举八辈子也轮不到它们呀。
有意思！不学无术又来了。到非澳看看原始部落吧。
夏朝以前就是实行选举制度的，不过原始些罢了。
有什么奇怪. 旧石器社会选举部落首领不仅是中国地盘
资料图片：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李鹏/中新社)
*按照驻英大使傅莹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西方国家”过半个多世纪了！或者，中国宪法中的那些条款都不适合中国而都该废除了。嘿嘿！一大使居然不知道本国宪法规定，实在是搞笑得要让人笑掉大牙。据说大使都是党员。既然如此，驻英大使傅莹应该知道，执政党的党章也有全国选举的条款规定、且该规定已有87年左右的历史了。
人民网今日发表的一篇报道说：驻英大使傅莹在英国举行的一个年会论坛上说：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能只看有没有一天的全国性选举，关键是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
嘿嘿，全国选举不适合中国吗？让我们看看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中国宪法有关条款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按照驻英大使傅莹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西方国家”过半个多世纪了！或者，照那大使的说法，中国宪法中的那些条款都不适合中国而都该废除了。嘿嘿！一大使居然不知道本国宪法规定，实在是搞笑得要让人笑掉大牙。据说大使都是党员。既然如此，驻英大使傅莹应该知道，执政党的党章也有全国选举的条款规定、且该规定已有87年左右的历史了。
中国国法规定，公共公司（譬如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由股东董事会选举产生；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公司已经成百上千。中国国法规定，学术艺术等等社会团体组织的领导层通过成员及代表的选举产生，而这样的组织已经成千上万。就是说，在今日中国大陆，民主选举不但是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且也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甚至比国家生活的选举做得更直接）。一大使，连本国的这些法规规定和社会实践的事实都不知道吗？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意识到参政议政的义务和责任，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越来越成熟。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选举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政治体制改革和改善完善法规而使公民享有更直接的选举权、更直接的参政议政机会和更直接的监督权。简而言之，就是如何使宪法所规定和保障的公民权得到更充分的实现；而驻英大使傅莹把公民权剖除在民主内容之外，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是违背中国宪法的。
至于驻英大使傅莹把“选举”和“西方国家”等同，则是十分缺乏常识了。日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等等国家都是实行选举制度的，而它们还都是“东方国家”。就中国自己来说，夏朝以前就是实行选举制度的，不过原始些罢了。就今日中国来说，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都是实行选举制度的，它们是“西方国家”吗？一个代表国家的大使，居然不知道这些世界的和本国的基本事实，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附跟帖：
批驳有力！
哈哈，连大使也不放过，一个一个地批着，真让外交部难堪！
可笑可悲。
傅莹实际是宣传部的“反西”大使，不是代表中国利益的大使。应该罢官。
官员素质太低。
哈哈,极权都是些无耻的废物点心,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实现它们利益最大化,要是选举八辈子也轮不到它们呀。
有意思！不学无术又来了。到非澳看看原始部落吧。
夏朝以前就是实行选举制度的，不过原始些罢了。
有什么奇怪. 旧石器社会选举部落首领不仅是中国地盘
中国传统道德的真空
中国传统道德的真空
最近在网上有份问卷调查是：“ 你对未来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碰到过很多人询问这个问题。除去那些众多一致的答案如，政治体制，金融体系、三农问题、环境污染，可我又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忧虑：中国该如何承担道德与精神彻底崩溃的后果了？
人们往往迷恋或考虑“现在”，却往往不知或忽视“现在”大部分都是由过去决定的。这这种判断尤其适合中国人，造就中国种种复杂的现象的原因，是她过分悠长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疆域，和长期以来面临的根本困境——人口众多，资源匮乏。中国人发明了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困境。
2001年7月底，一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在美国问世。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公开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
章家敦称：“人们的不满情绪遍布全国。乡下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抗议示威已经不再是几十人或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中国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国人民对于现在发生的一切普遍感到不满。与此同时，随着高级干部为即将来临的政治交替争夺权位，中国的领导层正在走向分裂，这个情况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显露出来。”
今天我们看看《北华捷报》在1868年的情绪和章家敦所谈论的《中国即将崩溃》有多么相似，这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写道：“什么是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的力量？……每年都预期它会灭亡……[然而]，在麦基洗德（《旧约》中的人物）的时代就充满活力的帝国还可以比所有成长中的年轻国家存活得要久，并且当所有的欧洲之国和君权被打倒摧毁时，仍然保持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目前，什么是在那个地方把广大不调和的领地结合于一体的纽带呢？”
这个纽带是她的文化与道德。传统的中国拥有一种罕见的包容性文化特质，尽管它不能像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清教伦理”那样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却使中国在种种挑战前反应迟钝、却最终总是战胜了这种挑战。蒙古人的入侵、满族人的入侵，不都最终融化在一个更大的中国传统中了吗，流散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只是在中国被同化了。
但这种文化上的独特气质，在今天的中国已几乎消逝殆尽。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早已铲除了人们与传统中国的联系、甚至摧毁了整个中国的精神世界，而过去25年的市场改革，在造就繁荣的同时，也也毫不约束地释放了市场力量中残酷的一面。所以，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处于两种力量的夹击之中，后极权主义与过度商业化，前者造就谎言与欺骗、而后者则描述一切非物质的东西。利润，如今变成了连接这个国家的纽带，看看今天中国人信仰的庸俗哲学吧：一切都是金钱的驱动的，一切现象都可以通过利益来解释。
我们修建了海拔最高的铁路，最大规模的水坝，催生历史上最壮观的城市化进程……与图纸上的辉煌，计算机屏幕上模拟的景象，统计数字上的简单明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感想却是不同的。为了这些巨大的变革，我们进行一笔过分苛刻的交易——我们放弃了太多个人尊严、道德勇气、与价值原则。而这些才是赋予我们生活意义，也是保持我们生命力的东西。
试图恢复所有的旧价值观、道德系统，既愚蠢、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了现在。但是从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并为它赋予新的涵义，却是可能的，而且它变得如此迫在眉睫。
最近在网上有份问卷调查是：“ 你对未来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碰到过很多人询问这个问题。除去那些众多一致的答案如，政治体制，金融体系、三农问题、环境污染，可我又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忧虑：中国该如何承担道德与精神彻底崩溃的后果了？
人们往往迷恋或考虑“现在”，却往往不知或忽视“现在”大部分都是由过去决定的。这这种判断尤其适合中国人，造就中国种种复杂的现象的原因，是她过分悠长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疆域，和长期以来面临的根本困境——人口众多，资源匮乏。中国人发明了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困境。
2001年7月底，一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在美国问世。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公开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
章家敦称：“人们的不满情绪遍布全国。乡下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抗议示威已经不再是几十人或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中国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国人民对于现在发生的一切普遍感到不满。与此同时，随着高级干部为即将来临的政治交替争夺权位，中国的领导层正在走向分裂，这个情况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显露出来。”
今天我们看看《北华捷报》在1868年的情绪和章家敦所谈论的《中国即将崩溃》有多么相似，这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写道：“什么是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的力量？……每年都预期它会灭亡……[然而]，在麦基洗德（《旧约》中的人物）的时代就充满活力的帝国还可以比所有成长中的年轻国家存活得要久，并且当所有的欧洲之国和君权被打倒摧毁时，仍然保持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目前，什么是在那个地方把广大不调和的领地结合于一体的纽带呢？”
这个纽带是她的文化与道德。传统的中国拥有一种罕见的包容性文化特质，尽管它不能像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清教伦理”那样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却使中国在种种挑战前反应迟钝、却最终总是战胜了这种挑战。蒙古人的入侵、满族人的入侵，不都最终融化在一个更大的中国传统中了吗，流散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只是在中国被同化了。
但这种文化上的独特气质，在今天的中国已几乎消逝殆尽。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早已铲除了人们与传统中国的联系、甚至摧毁了整个中国的精神世界，而过去25年的市场改革，在造就繁荣的同时，也也毫不约束地释放了市场力量中残酷的一面。所以，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处于两种力量的夹击之中，后极权主义与过度商业化，前者造就谎言与欺骗、而后者则描述一切非物质的东西。利润，如今变成了连接这个国家的纽带，看看今天中国人信仰的庸俗哲学吧：一切都是金钱的驱动的，一切现象都可以通过利益来解释。
我们修建了海拔最高的铁路，最大规模的水坝，催生历史上最壮观的城市化进程……与图纸上的辉煌，计算机屏幕上模拟的景象，统计数字上的简单明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感想却是不同的。为了这些巨大的变革，我们进行一笔过分苛刻的交易——我们放弃了太多个人尊严、道德勇气、与价值原则。而这些才是赋予我们生活意义，也是保持我们生命力的东西。
试图恢复所有的旧价值观、道德系统，既愚蠢、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了现在。但是从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并为它赋予新的涵义，却是可能的，而且它变得如此迫在眉睫。
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10月8日
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最近，中共总理温家宝在美国演讲和接受采访，大谈道德。
谈到毒奶粉事件，温家宝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他还说：“中央政府在得知奶粉问题后第一时间公开。”
而事实上，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显然是黑心资本与黑心权力的联手投毒，要论责任，我以为政府的监管渎职和新闻操控的责任更大，如果没有黑心权力的纵容和庇护，如果没有奥运期间严格的新闻管制，三鹿毒奶粉绝不会长时间、大面积作恶。但温家宝只把道德利刃对准商界，却丝毫不提中央政府的责任，而且用“第一时间公开”为中央政府辩解，难道不是政客的道德败血症吗？
谈到作为总理的自我期许，温家宝说：“我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第一，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廉洁以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我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确实是按照这两点来做的。”
温家宝“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可以概括为知难而上的“大无畏”和行使权力的“大公无私”。但如此“大无畏”的总理，却不敢正面回答赵紫阳和六四的问题，也不敢诚实地回答中国的人权问题，非但不敢，还公然说谎：“自由言论和媒体自由报道是得到了承诺的。”如此“大公无私”的总理，却从不提及关于他妻儿暴富的负面传闻。
虽然，温家宝以“平民总理”自居，但作为寡头独裁政权的巨头之一，他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权力谦卑，所以，他谈道德的口气一点儿也不平民，而仍然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教训腔调。故而，他的道德论调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所谓“平民总理”的高尚自律，不如说是独裁寡头的道德训诫，那种骨子里的权力狂妄想掩饰也掩饰不了。
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中，权力崇拜带来当权者就是道德圣人的狂妄，所有执政者都喜欢唱道德高调，已经成为一以贯之的传统，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但从古至今的现实所显示的景观恰恰相反：最爱讲道德的中国从来没有过言行一致的传统。帝制时代，二千多年的“仁、义、礼、智、信”的高调，也没有唱出几个真正的清官和明君。民国时期，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却是极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唱了二十七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唱出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后毛时代，从邓小平的“五讲四美”到江泽民的“以德治国”再到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带来的却是官场的腐败和公德的沦落。
面对中共官场的普遍腐败和社会公德的普遍沦落，中共执政集团不思从制度改革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一次次地祭起了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以为靠最高当权者的道德召唤就能澄清玉宇。但这种由当权者发布道德训诫的陋习，与其说是为了从思想意识上道德上遏制腐败，不如说只是为了突出权势者多么有道德；与其说是为大陆社会的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不如说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现状愈演愈烈。现在，温家宝的大无畏和大公无私的高调，也无法遏制全社会道德的急遽败坏。
温家宝的道德训诫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现代人类文明毫无共同之处，倒是让我不断地回到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几千年帝制时代，历代帝王们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圣谕传统，不仅其中记载的中国古代礼仪之繁复，令我不敢想象，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古今一脉，表面上是儒家“道统”制约皇权“法统”，实质上是皇权法统主宰儒家道统。礼仪道德之标准皆由官方发布，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礼仪诏”，特别是朱元璋统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宽之严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细节，其表现便是繁复的各类以“圣谕”的形式颁布的礼仪。
以皇家，特别是以皇帝一人为象征的最高皇权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它颁布各类禁令和制定各种制度，皆由皇帝确定并昭示天下。比如，从皇帝到庶民的男人，可以分为十几个等级，皇帝、皇太子、亲王、公、伯、一至九品、平民，平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女人从皇后一直到妓女，其等级也有几十层，层层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其等级森严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宴请等所有生活的细节，真是“一览众山小”，一权天下威，一人天下父。比如，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对民房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洪武三年对服饰定制：乐妓衣饰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在农人与商人之间也规定了严格的服饰界限：农人衣饰由纱、绢、布做，而商人不能用纱做衣服。农家有一人从商，全家都不能用纱制衣。此类规定即是法律，违者必受刑罚，重者可以因穿衣而丧生。生活于这些礼仪中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和自由可言，说“专制到细胞和灵魂”真是恰如其分。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之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就没有了人，而只有主子、臣子、奴才、妻、妾、妃。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道德的基础。
真正把皇权法统和儒家道统完全合一的独裁时代，则开始于中共执政的1949年，中共的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威，从毛思想到邓理论至江学说，莫不如此。所以，古代的钦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谬程度，远不如当代独裁统治的舆论造势之手法，毛泽东时代乃是这类荒谬的极致，其余韵至今犹在。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统治者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人文常识，而只有少数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才会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狂妄到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蒙昧程度。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既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践踏，也是对人的智慧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当权者代替众生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中国的统治者最爱说：“此为礼也，用以教民”，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比如，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创建的贯穿整个明朝的一项制度，居然是每个月月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由顺天府的头儿带领宛平县和大兴县的县令入宫领旨，然后在金水桥南头交给十位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由于月月都要宣旨，圣谕的内容便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听圣谕的耆老们就不耐烦了，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官员，一边雇佣了一些街头痞子，给他们制一套体面的行头，让他们代为听旨。宣读圣旨的官员收了好处，自然心知肚明，默认了此种欺君大罪。如此，耆老们避免了浪费时间的麻烦，官员和痞子得到了银子，三者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严肃地假装宣旨，恭敬地假装聆听，只有皇帝一人变成了白痴，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于股掌之间。
不幸的是，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在这样的狂妄而弱智的统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统治者或统治者钦定的圣人为权威标准。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亲民路线，在其各自执政的时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须聆听圣谕。一会儿是发布“道德纲要”，一会儿通过“建设精神文明决议”，一会儿又有“保先运动”，居高临下地频频教导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识。这些“纲要”、“决议”和“运动”，居然把百姓当作幼儿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党魁训令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洗耳恭听的作秀肥皂剧。
狂妄是所有独裁者的道德癌症，越是有所作为的独裁者就越狂妄，不用提外国，仅列出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毛泽东……足矣！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具有把癌细胞强制扩散到全社会的超强能力。尽管现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独裁强人的时代，但是并没有摆脱独裁制度的统治逻辑──所有的专制社会在道德上皆是野蛮的虚伪的堕落的，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鲁迅说“礼教吃人”，点出了礼仪之邦的野蛮性；陈寅恪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道破了礼仪之邦的虚伪性；野蛮而虚伪的礼仪之邦在道德上必是堕落的，因为布道者恰恰是最大的不讲道德者。当你不遵守他们颁布的道德礼仪之时，比如提出与统治者不同的政见，他们才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你，而是要用监狱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你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正如古人违反了三从四德之时，他们不会只用儒家经典来劝说，而是要动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惩治。换言之，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人的肉体，更是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覆盖之广泛、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甚至连以宗教立国的民族亦难比拟。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政体。
当今的大陆仍然沿袭着传统帝制统治逻辑，执政集团既是权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什么道德训诫所能改变的。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最近，中共总理温家宝在美国演讲和接受采访，大谈道德。
谈到毒奶粉事件，温家宝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他还说：“中央政府在得知奶粉问题后第一时间公开。”
而事实上，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显然是黑心资本与黑心权力的联手投毒，要论责任，我以为政府的监管渎职和新闻操控的责任更大，如果没有黑心权力的纵容和庇护，如果没有奥运期间严格的新闻管制，三鹿毒奶粉绝不会长时间、大面积作恶。但温家宝只把道德利刃对准商界，却丝毫不提中央政府的责任，而且用“第一时间公开”为中央政府辩解，难道不是政客的道德败血症吗？
谈到作为总理的自我期许，温家宝说：“我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第一，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廉洁以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我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确实是按照这两点来做的。”
温家宝“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可以概括为知难而上的“大无畏”和行使权力的“大公无私”。但如此“大无畏”的总理，却不敢正面回答赵紫阳和六四的问题，也不敢诚实地回答中国的人权问题，非但不敢，还公然说谎：“自由言论和媒体自由报道是得到了承诺的。”如此“大公无私”的总理，却从不提及关于他妻儿暴富的负面传闻。
虽然，温家宝以“平民总理”自居，但作为寡头独裁政权的巨头之一，他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权力谦卑，所以，他谈道德的口气一点儿也不平民，而仍然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教训腔调。故而，他的道德论调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所谓“平民总理”的高尚自律，不如说是独裁寡头的道德训诫，那种骨子里的权力狂妄想掩饰也掩饰不了。
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中，权力崇拜带来当权者就是道德圣人的狂妄，所有执政者都喜欢唱道德高调，已经成为一以贯之的传统，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但从古至今的现实所显示的景观恰恰相反：最爱讲道德的中国从来没有过言行一致的传统。帝制时代，二千多年的“仁、义、礼、智、信”的高调，也没有唱出几个真正的清官和明君。民国时期，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却是极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唱了二十七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唱出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后毛时代，从邓小平的“五讲四美”到江泽民的“以德治国”再到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带来的却是官场的腐败和公德的沦落。
面对中共官场的普遍腐败和社会公德的普遍沦落，中共执政集团不思从制度改革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一次次地祭起了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以为靠最高当权者的道德召唤就能澄清玉宇。但这种由当权者发布道德训诫的陋习，与其说是为了从思想意识上道德上遏制腐败，不如说只是为了突出权势者多么有道德；与其说是为大陆社会的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不如说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现状愈演愈烈。现在，温家宝的大无畏和大公无私的高调，也无法遏制全社会道德的急遽败坏。
温家宝的道德训诫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现代人类文明毫无共同之处，倒是让我不断地回到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几千年帝制时代，历代帝王们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圣谕传统，不仅其中记载的中国古代礼仪之繁复，令我不敢想象，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古今一脉，表面上是儒家“道统”制约皇权“法统”，实质上是皇权法统主宰儒家道统。礼仪道德之标准皆由官方发布，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礼仪诏”，特别是朱元璋统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宽之严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细节，其表现便是繁复的各类以“圣谕”的形式颁布的礼仪。
以皇家，特别是以皇帝一人为象征的最高皇权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它颁布各类禁令和制定各种制度，皆由皇帝确定并昭示天下。比如，从皇帝到庶民的男人，可以分为十几个等级，皇帝、皇太子、亲王、公、伯、一至九品、平民，平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女人从皇后一直到妓女，其等级也有几十层，层层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其等级森严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宴请等所有生活的细节，真是“一览众山小”，一权天下威，一人天下父。比如，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对民房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洪武三年对服饰定制：乐妓衣饰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在农人与商人之间也规定了严格的服饰界限：农人衣饰由纱、绢、布做，而商人不能用纱做衣服。农家有一人从商，全家都不能用纱制衣。此类规定即是法律，违者必受刑罚，重者可以因穿衣而丧生。生活于这些礼仪中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和自由可言，说“专制到细胞和灵魂”真是恰如其分。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之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就没有了人，而只有主子、臣子、奴才、妻、妾、妃。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道德的基础。
真正把皇权法统和儒家道统完全合一的独裁时代，则开始于中共执政的1949年，中共的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威，从毛思想到邓理论至江学说，莫不如此。所以，古代的钦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谬程度，远不如当代独裁统治的舆论造势之手法，毛泽东时代乃是这类荒谬的极致，其余韵至今犹在。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统治者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人文常识，而只有少数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才会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狂妄到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蒙昧程度。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既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践踏，也是对人的智慧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当权者代替众生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中国的统治者最爱说：“此为礼也，用以教民”，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比如，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创建的贯穿整个明朝的一项制度，居然是每个月月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由顺天府的头儿带领宛平县和大兴县的县令入宫领旨，然后在金水桥南头交给十位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由于月月都要宣旨，圣谕的内容便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听圣谕的耆老们就不耐烦了，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官员，一边雇佣了一些街头痞子，给他们制一套体面的行头，让他们代为听旨。宣读圣旨的官员收了好处，自然心知肚明，默认了此种欺君大罪。如此，耆老们避免了浪费时间的麻烦，官员和痞子得到了银子，三者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严肃地假装宣旨，恭敬地假装聆听，只有皇帝一人变成了白痴，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于股掌之间。
不幸的是，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在这样的狂妄而弱智的统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统治者或统治者钦定的圣人为权威标准。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亲民路线，在其各自执政的时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须聆听圣谕。一会儿是发布“道德纲要”，一会儿通过“建设精神文明决议”，一会儿又有“保先运动”，居高临下地频频教导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识。这些“纲要”、“决议”和“运动”，居然把百姓当作幼儿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党魁训令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洗耳恭听的作秀肥皂剧。
狂妄是所有独裁者的道德癌症，越是有所作为的独裁者就越狂妄，不用提外国，仅列出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毛泽东……足矣！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具有把癌细胞强制扩散到全社会的超强能力。尽管现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独裁强人的时代，但是并没有摆脱独裁制度的统治逻辑──所有的专制社会在道德上皆是野蛮的虚伪的堕落的，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鲁迅说“礼教吃人”，点出了礼仪之邦的野蛮性；陈寅恪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道破了礼仪之邦的虚伪性；野蛮而虚伪的礼仪之邦在道德上必是堕落的，因为布道者恰恰是最大的不讲道德者。当你不遵守他们颁布的道德礼仪之时，比如提出与统治者不同的政见，他们才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你，而是要用监狱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你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正如古人违反了三从四德之时，他们不会只用儒家经典来劝说，而是要动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惩治。换言之，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人的肉体，更是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覆盖之广泛、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甚至连以宗教立国的民族亦难比拟。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政体。
当今的大陆仍然沿袭着传统帝制统治逻辑，执政集团既是权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什么道德训诫所能改变的。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没有普世价值，何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没有普世价值，何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一、民主是什么？
民主一词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此后一直是个政治概念，只意味着政治民主。民主一词在传入中国之时，即指政治民主。
民主分为两类: 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直接民主又称纯粹民主，是指公民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古希腊的民主是典型的直接民主，它只有在人数及地域比较小的情况下可行。代议制民主又称间接民主，是指公民不是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通过自己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参与政府实体或议会。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
在美国开国时期，"民主"仅用于描述直接民主制，描述代议民主制的是共和。今天，"共和" 和"民主"都是指由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并有任期限制的国家制度，与之相对照的是君主立宪制。
民主的原义是"民众的统治"，或者说"大多数人的统治"，现指由公民选出政府的制度。美籍奥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一书里提出的民主概念被普遍接受。他认为，民主是政治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是由人们定期选出政治精英进行统治的制度。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公民通过竞选来挑选领袖，个人通过竞选而得到政治决策的权力。
民主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民主竞选。民主竞选指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通过定期竞选，由选民人手一票自由公正地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由选民罢免的制度。
民主竞选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正如1944年2月2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论选举权》所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
民主竞选，保证了当选者真正成为公民的代表。尽管竞选的结果只能是部分人掌权，但竞选的竞争性促使所有候选人竭尽全力体察民意，最终让与民意最一致的候选人当选。一个人要成为美国总统，必须经历无数场访谈、演说与公开辩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政见。要在这样的体制下脱颖而出，没有美国民众认可的政见是不可能的。
而专制的血统世袭、老人政治或钦点接班人，难以保证是时代的强者，即便是强者，但民不选官，官不为民，孟德斯鸠："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国家不会因其强而强，国民也不会因其富而富。
民主体制不仅为有杰出才能的人治理国家提供了机会，有限的任期也使更多的优秀人物参与到对国家的领导的行列。美国自1776年建国至1999年共223 年，出了42位总统，其中有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林肯、富兰克林o罗斯福、肯尼迪等世界公认的杰出领袖人物，美国正是在这些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民选官员的全力服务下，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同时期的中国，对国家实行了有效统治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竞选产生的，决定几亿、几十亿中国人命运的不过数人而已！
第二、分权制衡。为了确保主权在民，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民主的实质就是制衡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各种权益。权力制衡就是用权力来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作者雅各布·布克哈特（瑞士）说："国家从来就与善无关，它只是权力操弄的对象。""而权力，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人是具有动物性和社会性的复杂动物体，其本性是自私，人的自私性包含了贪婪、懒惰、任性、趋利避害、嫉妒等原恶。
如何让掌权者保证授权人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宪法把政治权力分成行政、立法、司法三个独立的部分，三种权力互不隶属相互监督。三权分立是目前政治科学所知道的唯一能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的方法。
最早将三权分立原则写入宪法的是美国，1789年生效的美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继美国之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宪法也都先后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
1988年5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说道"民主与其说是一个政府体制，不如说是一个限制政府、使其不能侵犯人权的制度"。布什总统在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时也指出："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美国总统的这些话是说人类最大的创造是发明了三权分立等行之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制度，从而确保了主权在民的实现。有的国家正好相反：对被统治者洗脑、灌输、驯服，把他们关在笼子里，不让他们随便说话，也不让他们随意获得信息。
第三、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基础。民主国家实际是四权分立，第四权是舆论监督，即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无论是官员、政府、体制、社会经济秩序，还是主流意识形态，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1945年3月 31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转引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
在民主国家，任何一种媒体都难以取得垄断性地位，各种媒体的观点充分交锋，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受众通过充分比较各种观点，决定自己的选择。总统竞选是新闻追逐的焦点，候选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甚至他的历史背景都会被充分曝光，这样的制度迫使那些有意或正在问鼎或是保住总统宝座的人不敢随意为乱。
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是政府。政府是什么?政府是公民选出代表公民管理国家的机构, 它的义务和责任是保护公民的权益不受侵害。公民在选出政府的同时，还要通过舆论等方式监督其行为，挑政府的毛病，批评它的错误。所以西方媒体在报道政府决策时，鲜有正面报导，通常是负面为主。
在公民监督下,民主国家的政府不敢为所欲为。民主国家的民众不感谢政府，他们知道让百姓自由幸福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同样是灾祸，专制下的舆论对政府的行为是一片赞扬之声，而民主的媒体对政府的行为则是一片谴责之声。如美国媒体对政府在飓风中的救灾报道全是指责，不了解的人会以为美国政府怎么这样糟糕呢。但事实是，美国政府在这样大的自然灾难面前是很有成绩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死亡人数非常有限，但是我们看不到舆论对政府的表扬，更别说歌功颂德。西方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战战兢兢不断改进工作的。公民通过舆论揭露和批判政府的失误,用批评推动政府不断前进,这是民主国家强大的动力所在。
2008年"两会"，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出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但在随后的新闻稿中却将这些句子删除。当今舆论控制之严于此可见，更何谈舆论监督。中国政府的廉政指数和自由指数在世界排名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批评政府的权利。
第四、结社自由。公民有权结成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以便组成压力集团，开展抗议运动或进行示威，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包括民主制度有效运行所需要的那些权利。
民主形式千差万别，世界上不存在照搬问题。但所有的民主形式都不可能改变民主的上述基本内涵，否则就是假民主！
二、民主的价值何在？
为何要追求和实现这种民主制度？这是因为与专制相比，民主有很多重要价值。民主的价值需要鸿篇巨制阐述，这里择要简说：
第一，民主是自由、平等的保障机制。自由是指人的一切合法行为的自主权，平等是指人的权力相同、机会均等。自由、平等是人类本性的要求，而民主是这一要求的保障机制，民主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没有民主权利，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人类的人格也是不完整的（人毕竟不是猪）。在专制社会，人被分成不同等级，各级官僚都有大小不等的特权，而广大民众则地位最低，个人自由、平等没有保障。在专制所产生的种种不公平制度下，到处都充满了矛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良知在遍地贫困饥饿、疾病死亡、失学失业、贪污腐化、暴力谎言、环境污染、假货泛滥、治安恶劣……。假如有了民主，中国老百姓头上绝不会压着新三座大山而无可奈何。民主社会则打破了这种森严的等级，由于实行了民主，权力受到公民制约，人人平等享有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选举与被选举的自由。
第二，民主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一个国家的创造力根源于每个公民之中。民主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思想、智慧、创造力等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民主是最大的竞争力、最大的创造力、最大的生产力。而专制国家，由于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人们难以有独立思想，灵感被窒息，个性被压抑，不能发挥创造性和聪明智慧，社会没有发展进步的动力，所以没有民主的国家，是缺乏创造力的国家。
事实上，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形成鲜明对比，最明显的是韩国与朝鲜以及当年的西德与东德等。一样的文化，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财富基础，因采用不同的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却天壤之别。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我们的口号。但今天我们要说，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好的制度，就不会有高端的科技。制度是社稷大厦的根基。
第三，民主是腐败的克星。没有民主最大的害处是腐败丛生，而民主制度是限制腐败的唯一手段，正如金大中总统所说：民主是维护人性尊严的绝对保证，也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义的唯一道路。
专制国家的官员必然腐败，因为官员是钦定的，为了维护特权，各级决策必然从保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样便形成了一个腐败的生态链。专制下的反贪没有真正意义，被反出来的贪官不过是权力较量下的失败者。所以，专制与腐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是铁的法则，是政治学的第一原理。民主选举和监督是解决这一痼疾的不二法门，只有民主竞选民主监督，官员才会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诚然任何制度下都有腐败，但民主国家出现的是个体腐败而非集体腐败，即使出现个体腐败，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媒体及时揭露，并通过选举把他更换下去，这样腐败可以得到及时有力地遏制。所以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清除自身腐败的机制。
中国的腐败非常严重：2005年中国公务吃喝高达3800亿元人民币，年中国公车消费3300亿元人民币，公款出境旅游2500亿元！2006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
据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http://bbs.chinaiiss.org /dispbbs.asp?boardid=39&ID=72005）源引自人民日报的资料报道，我国自1992至2007年6月底，外逃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20人；副地厅级1920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共计16000多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1万亿元以上，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数据。
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受贿649万余元，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2007年07月10日上午被执行死刑。郑局长被抓时说了这么一句："如果把我抓了,那中国就没有清官了"。这句话虽显夸大但也说明了其严重性。假如有了民主，中国各级官员绝不会前腐后继，肆无忌惮地腐败堕落。
第四，民主能够提升人的道德素质。因不存在实质性制约，专制下当权者人性的丑恶会肆意释放，极大败坏社会道德。
专制下的官员以自己的权位为根本、以上级满意和赏识为中心，相互间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算计与被算计的动物性关系，他们的人性是阴暗的，虚伪阴险、讲究城府、明哲保身、言而无信、欺上瞒下等扭曲人性的东西普遍存在。
专制官场没有廉耻、没有道德、没有亲情、没有诚信、没有尊严、没有人格可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专制下的官场是一个展现人性丑恶的博览会，世上最卑鄙无耻、最龌龊阴险、最残忍血腥……都可以从中找到，在权力不受制约的专制官场，每天都在上演种种不堪入目的丑剧。
人性的种种丑恶都是专制带来的恶果。在人治社会里，长官意志左右一切，人性在私欲的吞噬下逐渐泯灭，兽性在贪婪的诱惑下不断萌发。整个良知泯没、道德沦丧、教育畸形、文化凋零，特权当道、暴力横行、谎言充斥、正义失落，真被假遮掩、善被恶欺凌、美被丑扭曲。
与专制相比，民主政治能充分体现人权、人性、博爱、宽容，实现人人平等相处、公平竞争，容易培养人的诚实、正直、坦荡、勇敢、务实、负责、宽容的品质，提高人的素质和全体国民的道德文化水平。德国人曾经对美国人说："你们真幸运，没有希特勒！"美国人说："把希特勒给我们，在美国的三权分立民主监督两党执政的框架约束下他也是一个好总统,决不会再犯那样严重的错误……" 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千真万确："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第五，民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的途径。在专制国家，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常导致国家动荡；专制者依靠暴力夺取政权，依靠暴力维护政权，常导致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假如有了民主,中国大跃进,文革等灾难绝不会发生。
在民主国家，权力互相制衡，利用军队的国家化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利用强大的独立司法体系来体现民主意志，所以很少出现大规模的国家动荡。民主国家的稳定是建立在公民享有各种权利的基础上的，民众和反对派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报复。而官员则受制于法律和公民的严密监控，不能为所欲为，只能顺从法律和公民的主体意志，稍有偏差，就要备受责难甚至马上下台。因此民主国家很少出现因治者犯大错而带来国家的巨大灾难，更不会出现政治集团内部残酷争夺,不断地"打倒""粉碎"一类的现象。
正因为民主自身的这种特殊价值和政治功用，所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强烈追求的目标。今天，世界2/3 以上的国家都已实行程度不同的民主政治，而且无疑还会有更多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所谓"世界民主潮流",所指即此。所以说,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和普适性，无国界之分, 无阶级之分（民主制度是以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理论为指导的，不可能因人而异，不可能存在什么阶级性！）,也无所谓"东"、"西"之区别，蒙古哈萨克斯坦日本新加坡韩国菲律宾泰国台湾柬埔寨都是东方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民主和西方一样也是民众投票选举。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则在上个世纪末总结说："人类社会已经公认，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民主的价值观也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也是20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我国政府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第1页，2005年10月。）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强调，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是世界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国情不适"论、"国民素质低下"论和"准备不足"论等,都是拒绝民主的借口。
世界上永远不会有最完美的制度,民主也不是万能的,但却是迄今最不坏的制度。专制国家总有人喜欢攻击民主制度，理由是既然民主并不完美，所以我就理所当然的该丑陋。
今天,一方面有人不承认普世价值，总是强调中国特色；一方面我们又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喊得震天之响。试问,没有普世价值，何来同一个世界，又何来同一个梦想?!
2009年1月10日星期六
“十一”感想
做中国人不值得自豪的一百个理由
我脚踏着中国的土地，
头顶着华夏的蓝天，
血管流淌着祖先的血液，
我的双手抚在胸前：
我的全能的宇宙之王上帝以及我的列祖列宗
我谨此发誓我说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实。
今天我不再写什么假模假样的评论，
今天我也不做故作清高深奥的思想，
我想说做一个中国人并不值得骄傲自豪（现在）
我只需要说说一些简单的事实。
我们有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总量，但是也有很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我们有世界上最蓬勃的经济，但是也有污染最严重的环境。
我们消耗了世界上最多的钢铁水泥和煤炭，但是也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假冒伪劣产品。
我们是世界工厂，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工厂里给人打工的。
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但是却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民主的时代。
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但是没有人民的代表。
我们一直没有“人民的代表”，但是却从来不缺少代表人民的。
我们有民主集中制，但是我们的民主都给集中完了。
我们有成文的宪法，但是我们没有现实的宪政。
我们有汗牛充栋的法律，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法治。
我们喜欢讲“三个代表”，但是不喜欢搞“三权鼎立”。
我们有“人民的军队”，但是它只听党的指挥。
我们有人民共和国，但是据说没有哪个人是“人民”。
我们古代有百家诸子，但是现在只允许信奉一个主义。
我们很重视教育，但是政府教育投入在世界上忝陪末席。
我们说教师是神圣高尚的职业，但是他们为了生存常常要做最卑下的事。
我们提倡素质教育，但是考试才是学校最重要的事，
我们说要建设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却是没有了诚信的。
我们有世界最多的公众媒体，但是却只有很少的公信力。
我们提倡人的全面发展，但是我们的学生只擅长考试。
我们全国上下提倡八荣，但是中华遍地都是八耻。
我们的法律不允许卖淫嫖娼，但是到处可见繁荣娼盛。
我们有近两百多邦交国家，但是没多少愿意给我们的国民免签证。
我们有无数的报刊杂志，但是没有哪个可以让我们自由表达民意。
我们的宪法规定言论和新闻出版是自由的，但是很多时候说话只能对着空气。
我们有人民的法院，但是无数的人民要泣告在上访的路上。
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但是却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我们的历史上天灾频仍，但是我们人祸死的人总比天灾要多得多。
我们反复说钓鱼台是我们的，但是只有日本的军舰在那游弋。
我们一直说南沙群岛是中国的，但是南海的渔民总受驱赶抓捕威逼。
我们有工会，但是却不是工人组织的。
我们有“多党合作制”，但是这些党是要从政府那里领取公帑做经费的。
我们有很多“民主党派”，但是他们从不为我们争取自由民主。
我们的国民也有选举，但是从来不需要知道被选举人是谁。
我们有人民的公仆，但是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
我们的政府有人事局，但是从来无权任命政府的官员。
我们有了检察院，但是还不够还要设置反贪局。
我们有了反贪局，但是还不够还要设置预防贪污局
我们说贪污要从预防做起，但是那不过是因为贪污总是反不了的。
我们的组织部是共产党的，但是却管着全中国的政府官吏。
我们二十年来总说党政是要分开的，但是从来就不是真的。
我们都知道华南虎照是假的,但是政府就是迟迟不敢说那不是真的。
我们说别人在说假话，但是自己天天都在说谎。
我们说别人侮辱了我们，但是自己总在侮辱自己。
我们常常要求他人道歉，但是政府从不向自己的人民道歉。
我们说要建设卫生城市，但是街道上总是垃圾遍地
我们的电视总说要反映现实和民意，但是他们做事总太CCTV
我们的CCTV据说是国家和政府的，但是巨大的市场暴利是它垄断的。
我们说香港台湾是中国的，但是他们的电视我们是无权自由收看的。
我们说通信是自由的，但是卫星天线是非法的。
我们说思想是要进一步解放的，但是它是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真理做前提的。
我们的宪法说人民是有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但是那是要经过审批的。
我们说体育不是政治，但是我们的体育就是主管官员的最大的政治。
我们的国家财政收入达到了五万多亿，但是我们的人民的收入却是低下的。
我们说我们的储蓄是很多的，但那不过是为了活命的人民是消费不起的。
我们劳动力低廉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房地产价格是虚高的。
我们的货币天天在升值，我们的通货每日在膨胀。
我们买下了一栋房子，但却发现脚下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我们花钱买票乘坐飞机，但是却要为机场建设一次次掏银子。
我们的初级中学是义务教育的，但是为了收高价政府可以给你搞个“实验”的。
我们的官员都是很重视思想政治的，但是人人知道那是台上才说的。
我们的干部都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人人知道那是开会表态讲的。
我们的党员高官是廉洁奉公的，但是他们的财产是隐私兼国家机密。
我们说官员是人民公仆，但是仆人却是可以随便花主人的钱吃喝玩乐的。
我们的政府公权是服务大众的，但是他也经常是收费创收的。
我们的政府采购是公开竞投的，但是我们的合同是私下敲定的。
我们的很多官员是不收受礼物的，但是喜欢收藏印刷精美的纸币。
我们的官员天天都是要讲话的，但是报道出来没有不是重要的。
我们的经济运行充满了危机和问题，但是形势从来都是大好的。
我们的楼市已经是泡沫的，但是它又是不能大幅降落的。
我们的消费品价格是天天高涨的，但是我们的工资却是最“稳定”的。
我们的党员高官是爱国的，但是他们的子孙可能早就是华裔外籍。
我们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但是最后是由党来审核钦定的。
我们的官方报纸销量是世界水平的，但是征订是强迫摊派的。
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是宗教组织却是行政和官方的。
我们有丰富优美的汉语，但是英语却是我们求职生存敲门必须要用的。
我们说文化是多元的，但是方言播音是被取缔的。
我们说教育产业化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昂贵的。
我们说要实行法治，但无需经过法院裁定是可以把人送去劳教的。
我们说要积极防治爱滋，但是高耀洁教授却要受到限制和歧视。
我们说要发展国有经济，但是它们却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
我们说要要重视素质教育，但是孩子们每天疲于奔命的是为了测验和考试。
我们发射了很多卫星，但是我们的人民却无权安装一个卫星接收器。
我们说祖国是强大的，但是人民却是弱小的。
我们总说经济过热难抑制，那只是因为它是权力的。
我们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人民的一切都被抛进了市场的丛林里。
我们说要讲法治，但是常常是在那里讲政治讲纪律。
我们是经常讲政治和讲纪律的，但是那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法治是将来时。
我们说土地是国有的，可实际却是地方长官拿来黑箱贱卖分肥的。
我们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乳制品产业，可以我们的孩子喝的奶粉却是有毒的。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存底，但是却是拿了给美国人的花天酒地埋单的。
我们的宇宙飞船和航天员是可以飞上太空的，但是我们的道德却是堕落地狱的。
我们有五星红旗，有人说它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但是我却要说这红旗底下的每一个生命才最有价值，这红旗能让这红旗下的每个个体都有尊严才算得上有意义。
台上的官员，请你们少说些漂亮的句子；
书斋里的专家，请你们少做些高深的文辞，
这里每一条都是简单的事实和道理。
所以我要说说做一个中国人不值得值得骄傲和自豪的道理。
但是我做一个中国人别无选择，我无法选择我的母亲和她脚下这片土地，
所以我做为一个中国人别无选择，也不后悔（永远）
我们是中国人，却并未感觉骄傲自豪，所以我要努力奋斗，让这个国家为我们骄傲自豪；
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完整的民主自由，所以我要努力争取，让这个国家成为平等自由的土地！
声明：以上文字版权归全中国人民共有。
我脚踏着中国的土地，
头顶着华夏的蓝天，
血管流淌着祖先的血液，
我的双手抚在胸前：
我的全能的宇宙之王上帝以及我的列祖列宗
我谨此发誓我说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实。
今天我不再写什么假模假样的评论，
今天我也不做故作清高深奥的思想，
我想说做一个中国人并不值得骄傲自豪（现在）
我只需要说说一些简单的事实。
我们有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总量，但是也有很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我们有世界上最蓬勃的经济，但是也有污染最严重的环境。
我们消耗了世界上最多的钢铁水泥和煤炭，但是也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假冒伪劣产品。
我们是世界工厂，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工厂里给人打工的。
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但是却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民主的时代。
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但是没有人民的代表。
我们一直没有“人民的代表”，但是却从来不缺少代表人民的。
我们有民主集中制，但是我们的民主都给集中完了。
我们有成文的宪法，但是我们没有现实的宪政。
我们有汗牛充栋的法律，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法治。
我们喜欢讲“三个代表”，但是不喜欢搞“三权鼎立”。
我们有“人民的军队”，但是它只听党的指挥。
我们有人民共和国，但是据说没有哪个人是“人民”。
我们古代有百家诸子，但是现在只允许信奉一个主义。
我们很重视教育，但是政府教育投入在世界上忝陪末席。
我们说教师是神圣高尚的职业，但是他们为了生存常常要做最卑下的事。
我们提倡素质教育，但是考试才是学校最重要的事，
我们说要建设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却是没有了诚信的。
我们有世界最多的公众媒体，但是却只有很少的公信力。
我们提倡人的全面发展，但是我们的学生只擅长考试。
我们全国上下提倡八荣，但是中华遍地都是八耻。
我们的法律不允许卖淫嫖娼，但是到处可见繁荣娼盛。
我们有近两百多邦交国家，但是没多少愿意给我们的国民免签证。
我们有无数的报刊杂志，但是没有哪个可以让我们自由表达民意。
我们的宪法规定言论和新闻出版是自由的，但是很多时候说话只能对着空气。
我们有人民的法院，但是无数的人民要泣告在上访的路上。
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但是却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我们的历史上天灾频仍，但是我们人祸死的人总比天灾要多得多。
我们反复说钓鱼台是我们的，但是只有日本的军舰在那游弋。
我们一直说南沙群岛是中国的，但是南海的渔民总受驱赶抓捕威逼。
我们有工会，但是却不是工人组织的。
我们有“多党合作制”，但是这些党是要从政府那里领取公帑做经费的。
我们有很多“民主党派”，但是他们从不为我们争取自由民主。
我们的国民也有选举，但是从来不需要知道被选举人是谁。
我们有人民的公仆，但是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
我们的政府有人事局，但是从来无权任命政府的官员。
我们有了检察院，但是还不够还要设置反贪局。
我们有了反贪局，但是还不够还要设置预防贪污局
我们说贪污要从预防做起，但是那不过是因为贪污总是反不了的。
我们的组织部是共产党的，但是却管着全中国的政府官吏。
我们二十年来总说党政是要分开的，但是从来就不是真的。
我们都知道华南虎照是假的,但是政府就是迟迟不敢说那不是真的。
我们说别人在说假话，但是自己天天都在说谎。
我们说别人侮辱了我们，但是自己总在侮辱自己。
我们常常要求他人道歉，但是政府从不向自己的人民道歉。
我们说要建设卫生城市，但是街道上总是垃圾遍地
我们的电视总说要反映现实和民意，但是他们做事总太CCTV
我们的CCTV据说是国家和政府的，但是巨大的市场暴利是它垄断的。
我们说香港台湾是中国的，但是他们的电视我们是无权自由收看的。
我们说通信是自由的，但是卫星天线是非法的。
我们说思想是要进一步解放的，但是它是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真理做前提的。
我们的宪法说人民是有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但是那是要经过审批的。
我们说体育不是政治，但是我们的体育就是主管官员的最大的政治。
我们的国家财政收入达到了五万多亿，但是我们的人民的收入却是低下的。
我们说我们的储蓄是很多的，但那不过是为了活命的人民是消费不起的。
我们劳动力低廉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房地产价格是虚高的。
我们的货币天天在升值，我们的通货每日在膨胀。
我们买下了一栋房子，但却发现脚下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我们花钱买票乘坐飞机，但是却要为机场建设一次次掏银子。
我们的初级中学是义务教育的，但是为了收高价政府可以给你搞个“实验”的。
我们的官员都是很重视思想政治的，但是人人知道那是台上才说的。
我们的干部都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人人知道那是开会表态讲的。
我们的党员高官是廉洁奉公的，但是他们的财产是隐私兼国家机密。
我们说官员是人民公仆，但是仆人却是可以随便花主人的钱吃喝玩乐的。
我们的政府公权是服务大众的，但是他也经常是收费创收的。
我们的政府采购是公开竞投的，但是我们的合同是私下敲定的。
我们的很多官员是不收受礼物的，但是喜欢收藏印刷精美的纸币。
我们的官员天天都是要讲话的，但是报道出来没有不是重要的。
我们的经济运行充满了危机和问题，但是形势从来都是大好的。
我们的楼市已经是泡沫的，但是它又是不能大幅降落的。
我们的消费品价格是天天高涨的，但是我们的工资却是最“稳定”的。
我们的党员高官是爱国的，但是他们的子孙可能早就是华裔外籍。
我们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但是最后是由党来审核钦定的。
我们的官方报纸销量是世界水平的，但是征订是强迫摊派的。
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是宗教组织却是行政和官方的。
我们有丰富优美的汉语，但是英语却是我们求职生存敲门必须要用的。
我们说文化是多元的，但是方言播音是被取缔的。
我们说教育产业化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昂贵的。
我们说要实行法治，但无需经过法院裁定是可以把人送去劳教的。
我们说要积极防治爱滋，但是高耀洁教授却要受到限制和歧视。
我们说要发展国有经济，但是它们却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
我们说要要重视素质教育，但是孩子们每天疲于奔命的是为了测验和考试。
我们发射了很多卫星，但是我们的人民却无权安装一个卫星接收器。
我们说祖国是强大的，但是人民却是弱小的。
我们总说经济过热难抑制，那只是因为它是权力的。
我们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人民的一切都被抛进了市场的丛林里。
我们说要讲法治，但是常常是在那里讲政治讲纪律。
我们是经常讲政治和讲纪律的，但是那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法治是将来时。
我们说土地是国有的，可实际却是地方长官拿来黑箱贱卖分肥的。
我们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乳制品产业，可以我们的孩子喝的奶粉却是有毒的。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存底，但是却是拿了给美国人的花天酒地埋单的。
我们的宇宙飞船和航天员是可以飞上太空的，但是我们的道德却是堕落地狱的。
我们有五星红旗，有人说它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但是我却要说这红旗底下的每一个生命才最有价值，这红旗能让这红旗下的每个个体都有尊严才算得上有意义。
台上的官员，请你们少说些漂亮的句子；
书斋里的专家，请你们少做些高深的文辞，
这里每一条都是简单的事实和道理。
所以我要说说做一个中国人不值得值得骄傲和自豪的道理。
但是我做一个中国人别无选择，我无法选择我的母亲和她脚下这片土地，
所以我做为一个中国人别无选择，也不后悔（永远）
我们是中国人，却并未感觉骄傲自豪，所以我要努力奋斗，让这个国家为我们骄傲自豪；
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完整的民主自由，所以我要努力争取，让这个国家成为平等自由的土地！
声明：以上文字版权归全中国人民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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